七问今日吕日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30日10:52 贵州都市报

　　2003年2月,处在舆论“风头浪尖”上的吕日周,从长治市委书记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对于这位改革风云人物职位的变迁,人们对吕日周的命运表示了担忧,有人甚至发出了“恐日周之迟暮”的担忧。两年过去,沸沸扬扬的舆论渐趋沉寂。今天的吕日周,工作作风和内容是否有所变化?对改革是否又有了新的心得?对于他在长治不乏争议的许多行为,比如由他一手倡导并诉诸实践的新闻舆论监督,又有怎样的反思呢?

　　8月5日,应本报邀请,吕日周给本报全体采编人员作报告。报告会前后,吕日周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答了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

　　吕日周简历

　　1945年1月12日出生于山西大同县。1964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70年大学毕业,先后当过工人、村工作队队长,后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和政策研究室工作。

　　1983年9月就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开展“搭台唱戏”,被全国许多地方借鉴。

　　1989年1月5日调任山西朔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筹备组组长,后任朔州市市长。

　　1990年调任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开展“小政府大服务”试点,跑遍山西每一个村。

　　2000年2月调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开展“拆墙透绿”,督促创办舆论监督栏目。向全国新闻单位发出邀请信,对长治各项工作进行舆论监督,接受民主测评并登报公布结果。在报上点名批评副市长。提出建立“五大监督”体系。拆掉市委大门。

　　2003年2月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1 关于“不成熟的政治家”

　　记者:因为一部《新星》、一个“李向南”,大家知道了柯云路笔下“改革新星”的原型就是当时还在山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的您。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可到了差不多20年后您当上长治市委书记,应该说当年的“改革新星”已经成了“改革老星”,但因为您在长治的工作和改革,被有的人称之为“不成熟的政治家”。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人们对您的这个评价?

　　吕日周:柯云路写《新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我还在原平县当县委书记。很多年以后,柯云路告诉我说还要写一部小说,我曾跟他开玩笑,这回得写部《老星》了,因为我已经老了(笑)。

　　在有的人看来,吕日周这个人政治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也只是有人说的不合群、不随大流,或者他们说“异类”。这些人认为政治上“成熟”就是遇到问题不说话,遇到矛盾不开口。这样的所谓“政治成熟”我是不需要的。

　　2 关于“长治不治”

　　记者:离开长治后,常回去看看吗?有媒体在您离开后到长治回访,认为您走后一些东西已经变了,出现了反弹,甚至有人发出了“长治不治”的慨叹。对此您有何感想?是欣喜于您在长治的“治”,还是悲哀于有人说的长治“不治”呢?

　　吕日周:离开长治后,我回去过,但只限于个人的活动,不是工作上的。在长治工作期间,我与当地的许多干部群众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作为朋友,我去看过他们。而从长治来看我的干部群众那就多了,他们常向我讲起长治的情况。但这样的交往都是私人的、朋友的,关于我走后长治的工作,我的原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再插手和过问,否则有干扰新班子工作之嫌。

　　长治在我离开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每个班子都有自己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我在长治的一些好的做法,也得到了延续,比如长治的同志告诉我,长治的新闻舆论监督就比较好地坚持了下来了,虽然方法和内容跟我在的时候有了些不同。

　　“长治不治”的说法,我认为是片面的,对新的班子和长治的干部群众也是不公平的。我去长治时财政收入14亿,我走时是25．8亿,差不多翻了一番,我走后一年达到35．6亿,能说长治没有发展,工作没搞好吗?

　　3 关于“骑车下乡”

　　记者:您在长治是出了名的骑自行车下乡的领导干部,有媒体报道说,你的记录在6天时间骑车下乡500多公里。虽然没有当时您这个领导干部骑车下乡的记录,但6天500公里恐怕很难有人去打破了。您到省政协后又“官”大一级,工作性质、工作环境都变了。现在您自行车的车技生疏了吗?您还骑自行车下基层吗?

　　吕日周:(笑)我倒没有刻意要去创造什么干部骑自行车下乡的记录。谁不知道小车坐着舒服?谁不知道坐车有效率?谁都不是傻瓜。我是被下面骗怕了。我一个人到长治,要想打开局面,必须了解到一手情况,必须到第一线解决问题。骑自行车,轻车简装,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想在哪儿看就在哪儿看。谁也别想蒙我。

　　到省政协后,我也有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比如骑车去买菜,但骑车长途地下乡调研,已经不用了。到了省政协我坐车下乡下基层,底下也不怕我了,我也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了,不像当年在长治,下去常有人蒙我(笑)。

　　4 关于“不文明黄马甲”

　　记者:您在长治曾经推行过“不文明黄马甲”,就是对随地吐痰等十种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一经发现即被罚穿印有“不文明行为人”字样的马甲。贵州省会贵阳市眼下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同样面临随地吐痰等这类城市不文明顽疾。请问您是第几次来贵州?您对贵阳市的印象如何?能给贵阳提点建议吗?

　　吕日周:一个内陆欠发达的地方要想发展,必须靠改革开放,大量地招商引资。你把客人请来,起码该有一个整洁的市容环境吧?所以我们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做法,在长治探索着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治理,曾推行过“不文明黄马甲”,使长治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后来有的同志提出这样做不尊重人权,我们作了改进,不用这个黄马甲了。作为一种探索,不妥的东西我们就改过来。

　　贵州我不是第一次来,在长治工作时我就来过,感觉变化很大。贵阳的环境、气候都很好,人民广场很漂亮。贵州的同志在相对不发达、收入也较低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让我感动。有这么好的干部,贵州会有一个好的发展的。

　　5 关于“十大罪状”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还在原平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曾“遭遇”过新闻舆论监督,被媒体记者罗列过您的“十大罪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您当上长治市委书记,在长治大搞新闻舆论监督的时候,有没想到过新闻舆论也会监督到你自己头上来呢?

　　吕日周:你要监督别人,首先要自觉地接受监督,打铁还要自身硬嘛。《长治日报》上曾登载过市委常委生活会议纪要,里面就有对我提的意见,对我的批评。另外我们曾让1．5万多人对我民主测评,测评结果在报纸上公布。

　　但这样的监督必须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我在原平县工作时,曾经来了两名记者对我进行监督,但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误导,带着框框来搞,听不进我的意见,给我罗列了一个“十大罪状”,最后调查证明并不存在。我很坦荡,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与那两名记者后来成了朋友。

　　6 关于“南京的做法”

　　记者:南京市委宣传部近日下发《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规定,对没有请被舆论监督方阅看的稿件,一律不能见报,否则一律作为重大差错处理。您曾是在一个地方大开舆论监督先河的党委书记,对这个规定您有什么看法?

　　吕日周:新闻舆论监督当然应该反复核实,甚至向被监督的一方核实,力求准确无误。但我认为,并不是必须要对方“认账”才能进行监督,比如曝光一个地方“脏乱差”,群众反映,记者也摄像、拍照了,难道非要有关部门认可是“脏乱差”才能曝光?对南京的做法,我不赞同,我认为这不利于舆论监督工作的开展。

　　7 关于“新闻舆论监督”

　　记者:在长治,您一手启动的“舆论监督”风暴轰动一时,有人评价您把一个地方的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媒体治市”之说,您一度还想出台一部地方性的新闻监督法规。离开长治两年多了,放在普遍意义上,您对新闻舆论监督有何高见?

　　吕日周:新闻舆论监督是党的号召,但没有规范性的法律条文。我认为,应该鼓励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还有就是前面讲到的必须实事求是。在这个大胆实践的过程中,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不监督,出了很多问题;监督,也不是十全十美。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舆论监督搞不起来。

　　2002年7月,我们已经通过长治市人大立法,起草了《长治市人大对新闻监督的决定》,省人大下来调查,说等中央定了再立法,结果就搁下来了。但对于在长治搞了3年的舆论监督,其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教训,我正在选取其中的若干个事例,写一部书。我想这对于如何搞好舆论监督是有益的。　作者：石云华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