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吴岳添：走过无边的现实

　　1970年，南京大学法语专业30多名学生毕业，他是惟一真正研究法国文学的人

　　吴岳添书房外的花草树木长得很葱茏，他说他非常喜欢这一片风景，在他眼里一点也不亚于别墅里的私家花园。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吴岳添

　　1944年生，江苏武进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语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成果有专著《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卢梭》、《萨特传》、《远眺巴黎》、《塞纳河畔》和《法国文学散论》等，译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社会学批评概论》、《苔依丝》、《小爱大德》、《左拉文学书简》、《终极秘密》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等。

　　“啊！那沸腾的钢水”

　　我出生在江苏武进乡下，是个遗腹子，父亲是个木匠，在脑炎流行时为人家做棺木，不幸染病去世。孤儿寡母，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以至我在童年时不懂得人除了吃饱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需要。

　　1956年我考上了南京浦镇的第17中学，刚刚明白要好好读书的时候，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开始了。学校在大跃进中改名为浦镇农业中学，每星期到十多里外的农田里去劳动三天。我们停了课在教室里砸焦炭，我的额头被炭块崩了一个口子，头上留下了一个伤疤。

　　但我一点都不以为苦，兴奋地凭着想象写出了生平第一首所谓的诗歌，记得第一句是“啊！那沸腾的钢水”，居然发表在学校油印的小报上。我不但因此得了一张“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奖状，让母亲高兴了好一阵，而且竟然还被浦口区文联吸收为会员，学校校门上贴出了一张大红纸，公布了四个新会员的名字，其他三位都是老师，我因此备受鼓舞。

　　中学里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勒紧裤带，省下几分饭钱，晚上自习时偶尔溜出去看一次皮影戏。当年最大的壮举是我竟然攒了一元多钱，到长江对面的南京城里去，在一个拍卖旧货的店里买到了一只旧口琴，回到学校后如获至宝，有空就拿出来吹吹。不久进入了困难时期，我每天在课堂上饿得直冒虚汗，口琴实在吹不动，我的“音乐事业”也就随之夭折了。

　　高中时尽管饿着肚子，但我还是手抄了厚厚一本诗词和歌曲，包括《敖包相会》、《嘎达梅林》和《红梅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还有唐诗宋词和普希金等人的抒情诗，这个手抄本奇迹般地保存到现在。

　　记得当年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十分高涨。电影《洪湖赤卫队》放映之后，学校里买了唱片，从早到晚无数次地播放“手拿碟儿敲起来”，大家都百听不厌。在举行第26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的那天晚上，大家收听喇叭里转播的比赛实况，听到徐寅生扣第12板，日本的星野球拍脱手掉到地上的时候，大家都欣喜若狂。现在回想起来，青春时代虽然艰苦，但毕竟是美好的埃

　　我们是书呆子的一代

　　我在中学里对数理化十分头疼，但是从高中开始学习俄语，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不费力气就学得不错。国庆放假时，我还到南京城里奢侈过一回，花了大约两三角钱在大华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电影，是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我对影片的内容似懂非懂，可是影片里男女主人公和景色都特别美，就更促使我立志要报考俄语专业。

　　我在1962年考大学，考场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就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当时政府关心考生的生活，吃粥不限量，我把母亲给我做的一套新棉衣卖给了旧货店，全部投资在考大学的三天里，每天都喝得很饱，从凌晨三点起来看书，直到半夜都毫无倦意，心里只有人生在此一搏的狂热劲头，为了让受苦受难的母亲过上好日子，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考入了南京大学外文系，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而中法即将建交，需要法语人才，所以我被分配到法语专业。刚进大学的时候，高年级同学还举行舞会欢迎新生，但是一年之后那些西洋乐器都收起来了，大家开始学雷锋、搞四清和下乡劳动。所以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都能歌善舞，我们这一代却是书呆子。后来我在国外遇到娱乐活动时都特别狼狈，外国人都很活跃，只有我什么也不会，独自傻傻地待在一边，据说凡是内地来的中年学者大多如此。

　　但是，我们当时受到了非常系统的法语教育，法语语法是结合文学作品学习的，作品大多是法国19世纪的诗歌和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羊脂球》。课外阅读的也是法国小说，第一本使我着迷的小说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我对法国文学的爱好和研究就是由此开始的。

　　当时的教师水平很高，例如何如教授，法国经典戏剧他能够随口背诵。后来我们还有了从法国来的年轻教师，也有越南派来的老师（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记得当年他们在校园里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引人注目。不过内外有别，我们是不能和外籍老师随便接触的。

　　为同学申请电视机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都被派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我由于出身贫农而在1970年被分配到了沈阳飞机厂，其他同学后来大多留在江苏各地的中学里改行教英语，大学同班同学30多人，真正研究法国文学的仅我一人。

　　沈阳70年代的生活是每人每个月三两油、半斤肉和两斤大米，每年一斤鸡蛋，其他就是陈年的高粱米或者玉米面，一年到头的大白菜加土豆，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生活。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才分到了一间“母子室”：同一个房间用硬纸板隔成四个“母子室”，住着四对夫妇和四个婴儿，我家在门后，没有窗户和阳光，住房证上写的面积是3.25平方米。

　　艰苦的环境往往是激励人去奋斗的动力。1978年，《人民日报》登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法国文学研究生的消息，我被准假三天准备考试。靠着大学里打下的基础，还有不知从谁那里借到的一本《欧洲文学史》上册来临阵磨枪，在考场上一看到试卷，汗马上就滴下来了。但好在人生阅历有时候也有用，譬如当时有道题目是比较拉法格与朗松的文学思想，我知道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就回答说拉法格的思想正确，换成是现在我当然明白拉法格的思想也有片面之处。

　　还记得接到挂号信通知我去北京面试的那一天，真是欣喜若狂，以为就算是录取了，去了之后才发现面试也淘汰了好几个人。我带着亲戚送的一只小木箱来到了北京，觉得自己的行李挺寒酸的。没想到出了北京站，看到站前广场上竟然堆满了用草绳捆扎的席子和化肥口袋，一看标签，原来是全国各地到北京来报到的研究生们的行李。

　　第一批研究生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西南楼的一楼，阴暗潮湿，八个人一个房间。大家晚上都是饿着肚子发愤苦读，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可言。夜宵馄饨一毛钱一碗，对于我们这些有家庭负担的人来说也过于奢侈。后来有个学生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引起了院领导的重视，于是开了一些座谈会。我在会上大胆提出每个班应有一台电视机，竟然得到批准，给了我们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当时最吸引人的节目是关牧村的演唱，只要一看到她出现在屏幕上，大家无论多忙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书本，聚到电视机前来听她的歌声。

　　与加洛蒂的一席谈

　　社科院的第一批研究生被称为黄埔一期，有些人出国定居，留下来的人都成了院里的骨干。我毕业后被就分配到外文所刚刚成立的理论室，最初的工作是翻译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本小册子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定义提出质疑，引起了东西方文艺界的大论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5年底，我有机会到法国进修，到巴黎后拜访他，他和蔼可亲，没有名人的架子，70多岁了还亲自开车接我去他家。加洛蒂住在别墅里，吃喝不愁地写东西，让我这个从艰苦环境来的人感到比较不解，所以我问他：“你的生活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对法国不满意？”他说他对生活并不抱怨，但是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不一样，他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加洛蒂说：“当年我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就如同你我现在坐在一起一样。”他那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加洛蒂在交谈中提到他当年和斯大林面对面谈话等细节，使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遗憾没有录音机把我们当时的谈话保存下来。

　　国外的学者往往专门研究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我们由于人少就必须成为研究法国文学的多面手。20多年来，我出版的专著、文集和译著等有60多种，自己比较满意的是翻译了《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90年代为《读书》杂志写了七八年的专栏《远眺巴黎》，以及刚刚出版的《法国小说发展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法国小说史，也可以说是我一生研究的总结。

　　口述：吴岳添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萨特诞辰100周年，研究萨特的专家都突然地成了各家媒体抢手的红人。不久前，吴岳添也被洪晃、许知远主持的《大人在说话》邀去谈萨特，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北京还有一个时尚的厂房：“那个728还挺好的……啊？叫798埃“

　　吴岳添事先做好了深谈萨特哲学思想的准备，孰料洪晃对他说很想听一听萨特、波伏娃、比安卡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恋情。吴岳添心里感到有些怪怪的，但还是顺应请求，谈了些萨特的风流韵事。许知远笑言：“我们也挺向往这种生活的。”吴岳添正色道：“萨特是一个特例，如果我们平常人也这样，那世界岂不乱了套？”

　　洪晃笑萨特情史之过于不羁，吴岳添对她说：“如果把这些看作是不可示人的缺点的话，那么很多伟人的传记都没法写了。”洪晃闻之鼓掌，大喝精彩！录影回来，吴岳添略觉懊恼：唉，关于萨特的许多哲学思想都未谈透。友人宽慰他：他们想听的其实不是哲学思想。

　　采访间隙，我问吴先生是否知道“超级女声”，他连呼：“知道，知道。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再不看就落后于时代了。”我告诉他此刻电视台正在重播，他赶紧起身：“等我两分钟，让我看一眼。”搜索一番，发现他家里的电视并无湖南台。吴先生恍然：“怪不得我没看到过呢。肯定是很好看的节目。遗憾、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