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几点认识

　　我今天主要讲一下对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几点认识。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是我们在7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后来我们开始探索它在中国的运用。我自己从空气动力学领域转到环境科学领域，也就是在72、73年的时候。我参加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就是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当时还不知道环境评价是干什么的，也是现学现卖，看看国外的文献，再看看北京的情况，一边学一边干。干了很多年以后，我就

　　什么叫发展？我觉得发展就是不断在自然界中谋求生存，而且为谋求更好的生存付出努力。我们依靠自然环境来生存，并且想生存得更好。如果我们生存环境改善的代价是自然环境的品质不断下降，这样下去，我们的这种发展最后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搞环境影响评价，不管是建设项目还是战略环评。在1998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就提出来，要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制度以及法律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也就是说，要从对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及对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三个方面来审视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意见的出现就是因为我搞了几十年环境保护工作，感觉到单纯就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大概是没有什么动力的。

　　提案递交以后，反响不大，答复就是你提的很好，对我们很有参考意义，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的条件。到了第二年我还是不死心，我又提出要搞战略环境评价。中国有一个习惯，提一个什么东西，一定会有人问，人家哈佛大学是怎么做的，剑桥大学怎么做的？好像他们没有做，我们就不能做，有这样一个思维的惯性。当时还有人在全国人大也提出要搞战略影响评价，其实都是对我们国家发展的一种感情，对于我们国家环境的一种担心。所以战略影响评价我们没有过多地纠缠在究竟国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怎么提的，美国怎么做的，英国怎么做的这些问题上，我想教科书上可以写这些，但是真正做工作就没有必要纠缠这个东西，中国的现实需求更加重要。

　　我们就是要在战略决策层次上把环境作为一个发展要素考虑进去。其实，人类社会几千年甚至于几万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得到的认识上的提高是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认识提高，就是我们认识到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我们对发展，或者说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是无限的；而我们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支持、供给是有限的。因此存在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而且这个无限和有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对待这个矛盾呢？文明社会以前，对这个无限论和有限论的矛盾认识不足，或者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因为当时人口不多，生产力也不是很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也不大，所以当时的影响极其微小，人们感受不到威胁。但是到了工业文明以后，社会化的大生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从事生产活动，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的生产活动。其结果是什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财富之和，这个发展的时间才只有一百年。所以他们的国家也同样出现了无限论和有限论的矛盾。

　　这种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概括起来就是转移和转嫁。所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伴随的就是扩张主义，就是把自己本国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他们的繁荣是依靠这个转移获取的。但是，继续这么转移下去、扩张下去，最后会发现，这种转移和转嫁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可以缓解本国矛盾，但后果是导致世界的不安宁。所以供需关系除了商品的供需，还要谈到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供需。刚才潘岳副局长报告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工业文明在20世纪走到了尽头，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按照这种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发展模式走下去，出路何在？有人有意无意的以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人均消耗数量的话，那大概是六个地球的能源之和。这种生存方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可取的吗？当然是不可取。所以我想，中国要采取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我觉得本届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提的是一个转变，不是继续沿用工业文明时代、先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转移和转嫁的道路，而是转变，转变我们自己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以及具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怎么来促进这个转变？我想战略影响评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促进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模式的转变。当然这要从具体入手，从某一个发展规划、从几个发展规划入手。

　　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如果把一个工厂建错了，那么环境变差了，生态变糟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把这个工厂拆掉，对国家、对老百姓而言，损失的也就是一个工厂而已，但是一个举措的失误、一个战略的失误所导致的损失恐怕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工厂可以衡量的了，这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尤其是这种损失有很大的惯性，还会延续下去，明天、后天要继续付出代价。

　　所以战略影响评价当前从规划评价入手我很赞同，因为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还不够。从这个意义来看，从规划环评入手，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现在出现、推行战略影响评价我觉得十分必要。

　　第二点，战略影响评价，不要从我们嘴里喊出来，又从我们手里溜走。我们的战略影响评价，哪怕收缩到规划环评，理论是什么？方法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是不是都能解决了呢？我们需要好好的研讨一下。比如说，环境科学领域大量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讲真理是怎么讲的？是讲这个结论的重复性。你做实验，这个变红了，他做实验这个也变红了，这就是真理。你做规划环评，是要做规划和价值评判，是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不好，适合还是不适合，即使追溯到哲学上都有探讨的必要。这个理论基石是不是很强，能不能站住？至于方法学上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对未来进行预测、规划，如果要是办一个工厂，这好规划。我们过去是怎么说规划的？“规划规划，嘴里说说，墙上画画”。过两天又变了，就证明你对规划落实的确定性还有误解。这种不确定性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很大。我们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探讨，规划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再有一点，大家都知道社会发展是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什么？是政府行为、市场行为或者叫经济行为，还有公众行为，是三大行为。一个社会是好还是坏，是高效还是低效，这是行为整合的后果。一个皇帝来了，老子说了算，这也叫整合。我们现在说起来叫政府主导的政府对公众的整合，但这个整合的方法在规划环评或者是战略环评里面究竟如何应用？比如说公众参与，什么叫公众参与？几个人算是公众参与？专家参与算不算公众参与？有利益关系的，喜马拉雅山上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利益关系，是一百公里还是一万公里才有利益关系？专家调查、公众调查就是公众参与了吗？社会整合，我提为“环境社会系统”就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系统，这个系统如何规定如何整合，是规划环评里面的第二个挑战。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这三个和谐互动的结果。社会一旦形成的，就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并不等同于所有人力量之和。中央提出来了，生活、生态、生产如何共赢，社会要提高，生态要良好，生活要发展，这三个“生”往往是顾此失彼的。我想我们要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还应该再多花一点力气，在理论方法上给它奠定雄厚的基础，让它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更快的往前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