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高密度居住与我国的环境保护

　　去年我们在给国家统计局做人口分析的时候发现，从流动人口来看，我们的未来趋向是人口朝向更为高密度的地区流动。今天讲我们要宜居，但是我们宜居是在人口高密度的情况下宜居，从这个角度来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包括管理、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都可能有一些思考。

　　从人数来看，1990年，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290多人，此后逐年攀升。到了1995年

　　这样就对环境提出了几个问题，在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里面，人本身也成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做环评的时候，从前我们想的是人是一部份，环境是一部分。但是现在因为人口密度太大，任何一个项目涉及到的人群数量都特别大，所以人和环境几乎结为一体。我们感到，大的项目里，引发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都是和人的高密度联系在一起。前一段我到雅安去，了解到去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由于工程移民补偿引起的。我们就感到在中国的环境评价中，过去对于环境影响的社会评价方面考虑的不多，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正引发大突出，大问题都是在社会方面。最近我写的一个报告，列了社会问题十个方面，想做一些设计，实验一下，在项目当中看一看，看这些怎么量化，制定指标，看看评价效果如何，总之我们感到中国特点就是高密度，高密度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对人的影响太巨大，首先就影响人的生活、各个方面，所以激发各种矛盾。

　　第二个问题人口高密度，所以行为的累加量太大。我们人口号称是13亿，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到2030的时候是16.2亿人口，比我们的承载力高了许多，有人作过测量，我们这一块土地养活7亿人口还比较适度，多了9亿人当然就不适度。所以在不适度的情况下有一个大问题，一个人破坏一个环境，累加量太大了，会造成非常严重环境问题。这就对人的素质要求特别高。所以我们就感到环境意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恰恰我们在这个上面比较弱。1995年，我参与了中国首次公民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证明中国人总体来讲，包括城乡环境意识比较差，没有太强的环境感。如果我们能够强化环境教育，改变人们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杠杆力量就非常强。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国民基础素质上，环境意识上，环境教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较成功。所以我觉得日本模式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第三点，高密度对管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管理成本相对比较高。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我们在河南做水项目，我们感觉地方政府的官员就是和你玩猫捉耗子的游戏，你让他买材料他也买，但是你斗不过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采取清水对污水。宁可这样也不愿意用减少污染的设备。如果作为敌人去斗的话，你斗不过他们，这一点难度非常大。

　　第四点，我们人口高密度的社会特点，又是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我前一段写过一篇报告，是根据我们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做的，做的是MSES值，叫做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我们普查里面问的一个问题很有用，就是问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如实做记录了。其实国际上有一个指数，知道你是做什么事情的，我就知道你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把收入、教育、职业都做成一个标准化的指数。我们就把五次人口普查就转化成这个指数，我也感到很吃惊，走完数据以后，是一个倒T型。我们看全世界的数字，没有见过这样的数字。就是这个大横杠受不了，就是农村、农民。我把1982年、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算一下，需要70年才能转过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样一种人口高密度，又是相对来说中下层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任何一个环境项目中，碰到的大问题都是弱势群体、基本生存。你动土地，他马上就跟你拼命。这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最后一点，人口高密度社会也对我们的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规划对人口总量，人口的影响巨大这一点是我们国家的特点。从开发来说，我们进入了高发展期，到每一个城市去，他们都做了很大的规划，而且推进得速度非常快。但是总的来说出现了西方人所说的两个大问题，一个叫过度市郊化，一个叫过度城市化。美国当年走这条路，他们今天认为错了，就是城市不断向郊区扩大，美国好是因为美国资源大，就是耗费一些资源。而我们现在是摊大饼，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计算总的资源量是多少，你能够占有的耕地是多少，如果任凭这样扩大的话，资源消耗量太大。美国正在反思，因为他们用土地用得太浪费了。第二个叫过度城市化，我们可以在几年内或者是十几年迅速城市化，但是城市本身意味着人的职业结构的转变，人的生活的转变，这需要几代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在过度城市化现象在多数拉美国家特别明显，这个星期我们向温总理汇报也是关于“十一五”规划的汇报，我也把这两个想法跟他讲了，就是防止过度市郊化和过度城市化的问题。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