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媒体:我是高校教师，但我是低收入者

　　世界贫富的扩大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由此想到中国。中国的改革虽然不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其影响。比如，1988年发起的价格闯关就与货币主义大师佛里得曼的建议直接相关。而这次价格改革因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只维持了半年就宣告失败。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今日严重的贫富分化，即使不能把责任推到“华盛顿共识”上，它至少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现代快报：限制警察权力 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用理想的立法模式来考量，这部法律并非没有留下遗憾。该部法律草案，是由作为该法律执行机关的公安部门负责起草的。对此，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法律必须要由执行者来执行，执行者最清楚法律有哪些缺陷，需要怎样完善。”这样的理由显然不能服众，由地位相对超脱的其他机构或团体起草，可能更为合适。而且，对这样一部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律来说，尤其需要强调“开门立法”，在媒体上公布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立法意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很多都被省略了。

　　这不是个人的错，媒介时代将事件中的人分割为三部分：当事者、报道者和观看者。极度抽象的分工，很容易让我们的思索失去热忱，成为一种机械化的职业，一种无目的的习惯。媒介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刺字少女”？这是一个没有答案却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北大性别歧视的歧视性基础

　　歧视是一种能够无限复制蔓延的病毒，如果一种歧视不能够被有效地清除，在歧视的基础之上又会不断滋生出新的歧视内容。透过文艳所遭遇的“性别歧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地域歧视”。在所有这些歧视内容被破除之前，我们也许只能不无艳羡地说，“北京的男生真幸福。”

　　事实上，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高校教师的收入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态势，而且呈现收入上的“马太效应”。如果说高校中真的有“高收入个人”，那就是那些博导们、长江学者们、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们。相比他们，更多的高校教师的收入都很一般，属于中等收入或许更为恰切。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应该慎重行事，给那些高校教师中的穷人一个公道。

　　不仅如此，感冒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时，呼出的带有大量病菌的飞沫飞到空气里，很容易被其他人吸入，尤其在人员密集的中小学校、办公场所，极具传染性。所以，感冒患者带病上班或上学，是对他人健康的不尊重，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感冒患者“轻伤不下火线”的后果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疾病“传染源”，这恐怕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在与SARS对抗的那场战役中，我们明白了个人对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而感冒也是一种传染病，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现在一纸规定，把贫困生放在了道德的刀俎上。这就给他们一个强烈的暗示———你就要做道德上的楷模，别人用手机你就不能用，在现实中甚至可能会被延伸为他人能吃馒头就热菜，你就得喝稀饭吃剩菜，“要有个贫困生的样子嘛”———这样才不失你接受贫困补助的待遇。我们一方面在倡导着怎样对贫困生进行心理疏导教育，另一方面的工作却在导致贫困生在心理上出现梗塞，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庶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两者并不割裂。任何脱离了庶民基础的“精英文化”，都不过是曲高和寡的顾影自怜。超级女声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强调融合的同时亦展示差异。对于已经习惯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的人来说，这也许还需要时间去适应。900万的短信投票，4亿观众的狂热追看，平面、电视、网络媒体“海陆空”式的全面跟进……刚刚落下帷幕的超级女声无疑创下了中国传媒史上的奇迹。然而，一直缠绕着它的“低俗”与“通俗”之争、沸沸扬扬的“黑幕说”、粉丝（fans）团自发的偶像保卫战、万人签名要求评委“下课”———大众的广泛参与，毁誉参半的外界评论，也让超女从一档节目演变成了全民讨论的话题现象。曲已尽，人却未散，被卷进超女漩涡的每一个人，都欲罢不能。

　　我们该怎样爱护干部？爱护他，就请严格要求他！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满意是对干部的最高褒奖。让干部从小事做起，好好待人，认真做事，抛弃只想干“大事”不理会“小节”的错误意识，就是让他走正道，这才是最大的“爱护”。因此，昆明方面面对这些争议，绝不能退缩，而是应该更进一步，从思想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这一带有尝试性的改革。而其他的地方，也应该从昆明此事中获得启发。

　　保护文物建筑的“翻新”，实际上是“翻新如旧”，然而我们大部分的翻新工程最后都达不到“如旧”的程度。那么怎样才能“翻新如旧”？在这里举日本为例。日本NHK电视曾经制作过“翻新”国宝级建筑京都桂离宫的专辑，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施工者为了让翻新之后的桂离宫柱子恢复原状，把地板和榻榻米下面沉积了百年以上的灰尘收集起来，用这些灰尘反复擦新柱子，直到这些灰渗透到柱子中去，呈现出原色之后才停止，这花了工匠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然都是人工完成。其实，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对文化遗产的态度。

　　不必讳言，市财政默许镇政府通过向教师借款筹集教育经费，镇政府利用教师调动之机强行借款得以实现，折射了公共权力的滥用。老师们调进城是因为城市教育发展的需要，只要符合条件，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设卡借款。但是，仅仅因为调动的审批权把持在政府手里，老师的血汗钱就成了唐僧肉。镇政府及相关部门之所以大张旗鼓违法行政，就因在这些基层官员心目中，行政行为全凭长官意志，毫无规矩可言。

　　不错，学生的户口上在厕所是个别的事例。但是，它以其特有的典型性，将当下中国教育的一个弊端——教育不平等放大了端出来给世人看。如果教育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依旧下去，教育资源分配上偏重于少数“重点校”的现状不改变，生源大战、争读“重点”、“火爆学校”之战，还会继续下去，把户口“造假”到厕所乃至更为稀奇的处所恐怕将不再是新闻，蒙羞的无疑也不仅仅是那些造假的学生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