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薯条被诉案具有法理参考价值

　　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总检察长比尔。洛克耶，在旧金山将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在内的9个快餐连锁店和食品生产商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在油炸薯片和薯条的外包装上，注明该食品可能含有丙烯酰胺——一种可以致癌的化学物质。业内认为，上述案件原告方一旦获胜，那么对于全球洋快餐连锁业而言，其影响将十分沉重和深远（上海《青年报》8月31日）。读了报道，笔者认为该案对我国日后的公益诉讼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因为，只要仔细读一下上述的报道就能了解，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总检察长之所以把这9家快餐连锁店和食品生产商告上法庭，就在于其认为油炸薯片（条）可能含有一种可以致癌的化学物质，而食品商应该予以注明却没有注明。应该说，此案在性质上应属公益案件。而无独有偶的是，不久前被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也有公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条款。然而想说的是，按我国的有关民事法律条款规定，对民事过错的认定，当事人必须具有主观与行为上的过错（故意或过错），有实际的损害结果，且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还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存在实际损害的结果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然与此相比，上述的美国薯条被诉案的提起，在起诉理由中并没有具体的损害事实（至少早报道中没有），而只是在“可能”含有致癌化学物质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损害结果不确定或隐形的条件下，相关生产商就美国司法部门告上了法庭。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司法环境里，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倾斜性保护是相当明显的。

　　其实，如果能把美司法环境中的“可能”与我国“实际损害结果”作一点比较，就能明显看出二者的制度安排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背后，体现的也是一种认识与权衡，反映的也是一种制度有效性特征：一种是只要存在损害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的“可能”，哪怕这种损害尚还处于隐性与不确定的“可能”状态，司法部门就能提起诉讼，如此就可以使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尽可能的规避损害危险；而“实际损害”强调的则是，只有在存在损害结果的条件下，才能得到相关的司法保护。所以“可能”与“实际”之间的差别与后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有利于社会公共和公众利益保护的观点看，上述美国薯条被诉案件，在法理方面，应该对正在审议中的民事诉讼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对有关立法机关来说，如何权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也是一个持什么价值理念的问题。

　　(稿源：红网)

　　(作者：周义兴)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