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战火中诞生的凤凰（文论天地）

　　张学昕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就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言，我们期待富于我们时代特征和思考力量的文学力作出现，或如“史诗”般恢宏与壮阔，或以个性沉思唤醒人类对于战争的“集体记忆”……我们说文学是苦难中绽放的花朵，是战火中诞生的凤凰，以特有方式再现烽火岁月，唤醒人们的精神记忆。文学还会帮助人们反思战

　　正义的价值与良知

　　毫无疑问，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形式。它以自己的宽柔、空灵、智慧、深邃和丰厚，在现实之中或现实之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情境。或是以对现实的直接描摹，或是以含蓄、隽永的感觉、描述方式，表达超越性的理想化价值形态，帮助人们摆脱种种存在的窘境和危机，提升、建构人作为存在主体的现实愿望，审视历史和人性的维度。而有一种文学在汲取写作资源，切近生活时则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和困惑，这就是战争文学的写作。作为作家，他一定宁肯拒绝今天这种文学本身的辉煌，也不愿人类拥有昨天那种生命的浩劫、人性的搏杀和死亡的噩梦。但战争的不可避免，便有了文学对战争的表现，也就有了对人性的反思，唤醒人性良知的倾诉。

　　可以说，战争文学是一种苦难美学。一方面，战争往往是被异化的人的“欲望之火”，对自然和人性的抢掠和颠覆，它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形式表现出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同时，战争在无情地摧毁人类已有的创造成果，使人陷入艰难而尴尬的境地；而另一方面，战争又呼唤出新的历史主角，造就时代和历史的英雄。所以它给了文学以表现人性落差、整合存在的历史性机遇。当“战争与人”进入文学视域的时候，文学成为一种精神仪式，开始与人们一道经历战火的洗礼，其中，“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价值观，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冲突，正义之战的崇高与壮美，英雄的智慧、人格力量，弱势民族或群体对法西斯不折不扣的坚韧抵抗，都成为战争文学的原材料。而这些极富有质感的历史生活本身，也使战争文学面临着人道主义的两难选择和充满悖论的表意的焦虑。战争冲击了人类，毁损着价值，作家在战火中和废墟上追问、反思战争的残暴和荒诞，诉说无数生命的消殒，诉诸人的命运以精神祈祷。回望、考察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们会发现，作家们都努力在残酷的战争过程中，以“人”作为审视战争的价值尺度，以人性、人情、人道透视这一悲剧性的存在，恪守正义与和平的价值信念，表现、塑造英雄的境界和形象，表现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表达人性的光辉。我们同样在《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战斗的青春》、《荷花淀》、《八女投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当代“红色经典”作品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抗击法西斯的艰辛历程中，其强大的精神性力量和人格光芒。战争在暴露人性之恶的同时也呈现出改造人性、张扬生命激情的巨大力量，而文学就成为对沉重历史的见证和追问。

　　战争与人的关系与反思

　　从战争文学生产的时间形态上看，许多作品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写就的，很多看似“急就章”式的作品，尽管在艺术形态和技术上不尽完美，但那种对战争亲历性的“在场”的描述，所表现的战争中人性世界的分裂状况，以及战争现实带给我们的刺痛感，无不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这无疑是那种有质感的对生活的把握，这种现实的即时性“回放”叙事，构成对战争的当下书写。即使像《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这样的音乐短章，也表现出文学、艺术与战争现实的强力对话。鲜明的民族立场，对和平的渴望，构思、风格的明晰简洁，单纯有力，充满了在苦难中奋起反抗的历史质色，同时显示出文学的宽广与无畏。艾芜的《山野》、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第七连》，都对战争岁月中人的灵魂进行了深度的文学审视。浓重的主观感情气质，艰涩中令人感到原生态的沉着的力量。这既可视为战争生活的实录，也是文学以舒缓的方式对苦难的一种慰藉。这类作品，虽然作者可能还来不及从整体上把握战争的走势，还无法对其进行本质性的精神“揭秘”，或“破解”，但这种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写作，更多地通过依赖个人的直接经验，个人的内心冲动和个性化的体验，表现出作家对历史的敏感性和责任感。面对战争，置身于战争中非日常性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作家的身心承受着非日常性的现实压力，去展示、描摹战争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探索战争与人们正在进行中的当下生活及其相互影响和制约，这显然不仅仅是在构筑文学自身的空间，实际上是文学和人民一道在目击神奇的历史现场，以文学的良知、责任和勇气参与战争生活，寻找和坚定正义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预战争生活的历史书写和精神策略。

　　一般地说，中外战争文学，都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精神、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的形态。以此进一步揭示战争的荒诞、荒谬与残暴，对人类的命运及其悲剧性表现出深度关照与同情，进而对战争本质、人类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力量、终极性意义做出艺术思考与表达。这就使战争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内容：一是对战争中一个民族与人的美好品质和智慧的整体性颂扬。在这里既可以是对历史的一种“宏大叙事”，表现一个民族在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凝聚力，无畏无私的献身精神，也可以从战争中的生命个体的视角，让民族的张力与活力贯穿于人性—命运的诸多方面，使其具有复杂和多重的美学品质。同时，对战争中人的表达也使文学在叙述中获得了再生的力量。二是表现战争对于人的奇异的改造力量。这是文学从对战争本体的角度，对于人的本体的重新打量。人的存在现实是被多种力量所造就的，而战争中的人更能在特殊环境中呈现自身的丰富和复杂，战争让人变得无法暧昧和隐晦，要么勇敢，要么悲悯，要么软弱和变节，总之要有一种坚定的选择。也可以说，战争使人变得更加单纯起来。像肖洛霍夫《人的命运》、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等，都超越了对战争本身的思考，也越过人的日常表象，进入人的内心，揭示人的内在矛盾和生存状况、生存方式、困惑、恐慌、危机，以此表现战争的残酷性。这时，文学已然触摸到战争敏感的中枢神经。三是一些作家的隐喻式、寓言式的艺术形式，以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价值立场、心理经验、感觉方式，通过对战争的审视，进而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这类作品，从形而下的观照到形而上的沉思，文学想象的冲动摆脱了个人记忆的叙事纠缠，直接逼视人的历史性存在和人的心理与精神本质。无疑，这类文学为人们提供了解读自身的精神代码或历史镜像。

　　境界的提升与希冀

　　文学是战争苦难中绽放的花朵，但它能够唤醒人们即将沉睡的那些沉重、沉痛的记忆。文学承担着思考历史和现实的重任，文学或以其抒情性的描写，沉郁的格调，内敛的气韵使生命的悲剧像梦一样呈现，拂拭尘封的往事，帮助人们再次来到历史与现实的边界。在对战争历史的诗性感悟中，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修补历史留下的巨大的裂痕，使我们警醒：丧钟究竟为谁而鸣。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文学是面向现实的超历史的对话和超现实的体验，旨在破译蕴含其中的人类的深层文化意蕴。它既是对战争历史过程的多面展示，在破碎生活与心灵记忆上奏起的挽歌，也是通过艺术表达来消解生活的悲剧性后果，在忧伤之后的历史废墟上缓缓升起的优美旋律。不同艺术形态，不同风格的战争文学经典，虽然带着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的烙印和气息，但都是对人类文明、人类精神的重铸。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文学也是人类文化、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文献和载体，它所追求的也就应该是至高的精神境界。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就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言，我们期待富于我们时代特征和思考力量的文学力作出现，或如“史诗”般恢宏与壮阔，或以个性沉思唤醒人类对于战争的“集体记忆”，或让文学叙事优雅、通俗的“可读性”，在当下焦虑的生活中激起响亮的回声，总之，战争文学的发生，应滋生一种力量，一种深刻和一种光芒。它能让我们避免某种“健忘”、“失忆”，也会使我们对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更多一些崇高精神的诉求。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01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