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曾在这里战斗”

　　-名将子女参观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记事

　　60多年前，他们的父辈曾在这里立马横刀，叱咤风云。

　　今天，循着父辈的足迹，他们踏上这片被鲜血一遍又一遍浸染又被豪情一次又一次冲刷的土地。

　　8月31日，位于阜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改陈后正式开馆，一批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在河北土地上战斗过的名将之后来到这里。这些今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通过一件件展品、文物，拂去岁月的风尘。尽管那些金戈铁马的记忆已经略显斑驳，然而父辈们的英名却在历史渐行渐远的背影中愈加清晰。

　　聂力(聂荣臻元帅之女)：

　　父辈在这里创造奇迹

　　8月31日，改陈后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在阜平城南庄开馆，从北京赶来参加开馆仪式的聂力成为人群中的焦点。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她非常关注纪念馆的筹建捐出了父亲生前的部分遗物作为展品，更因为“晋察冀”三个字对她而言意义非凡。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当年就是在这里创造了奇迹。

　　记者注意到，在参观纪念馆陈列展览馆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时，已是75岁的聂力一路神情兴奋、兴致高昂。尤其是在司令部旧址前的那尊聂帅铜像前，聂力驻足凝视，思绪万千。

　　聂力说，1937年，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率2000多人进入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半年多将部队发展到4万人，建立了毛泽东称赞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多年来，聂力先后多次组织“革命老区寻访组”，到山西、河北等地寻访，了解父亲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组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情况。平型关、雁宿崖、黄土岭、正太铁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都曾经留下聂力追寻父亲的足迹。

　　今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聂力著文深情重温了20年前父亲写下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忆平型关大捷》：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1930年9月在上海出生时，父亲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安全的重任，在天津、上海等地忙于特科工作，不曾亲眼见到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聂力说，她长到16岁却与父亲15年没见。1946年4月8日，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现六中)，当已出落成大姑娘的她见到思念已久的父亲时，却因自己讲一口上海话，父亲说一口四川话而互相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得让妈妈张瑞华在中间做翻译。“但我知道，父亲一直记挂着自己。”

　　1931年底，聂帅离开上海的家时，母亲张瑞华曾在公园里给聂力照了张相片，并托人给父亲送去，从那天起，父亲就一直将女儿的照片放在贴身衣服的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聂力知道，战场上，自己带给父亲勇气。

　　走在纪念馆里，聂力看得很认真、仔细，那些展品让她仿佛置身于60多年前的烽火硝烟中。

　　在这里，她看到了父亲写的那本《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白求恩送给父亲的鸭绒被，父亲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合影，父亲当年用过的桌椅、行军床，父亲指挥战役的模拟影像……

　　这一刻，她分享了父亲的荣耀！

　　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

　　这是孕育我生命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到阜平，但我对这里并不陌生，父母曾经对我讲过他们就是在这里孕育了我的生命。1939年2月，父亲正跟随着自己的部队———八路军115师，向东面的又一个战场进发时，我降生，因此父亲给我取名东进。”罗荣桓元帅的儿子、原二炮副政委罗东进中将这样对记者解释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罗荣桓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和林彪、聂荣臻一道，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1938年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交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夫人林月琴也从延安来到这里。

　　罗东进说，“战争年代，妇女怀孕虽称‘有喜’，但实则为‘有忧’。为了甩掉这个‘包袱’，母亲想尽了办法：骑快马、跑山路，甚至故意从马背上摔下来，可是我这个小生命还是顽强地在母体中坚守了10个月之后来到了世上。”

　　因为父母征战南北，罗东进和其他八路军干部的子女一样，被寄养在百姓家中。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近七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革命老区。罗东进说，父母给了我生命，是人民养育了我。从小到大，父母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能忘了人民！

　　在罗东进印象中，父亲生性耿直，不善言辞，但善于思考，胸有韬略。这种韬略在他创造的“翻边战术”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1941年11月初，侵华日军山东驻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纠集了日军三个师团、四个旅团，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扫荡”。罗荣桓以对手最想象不到的方式，从沂南县的留田巧妙地穿过敌人三道封锁线，以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人伤亡的代价，胜利突出敌人重围。毛泽东主席为此称赞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从儿子的角度缅怀父亲，光环中的罗荣桓不仅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更是一位淡泊名利、儒雅宽厚的长者。

　　在十位开国元帅中，罗荣桓是同毛泽东主席认识最早的一人。从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开始，罗荣桓就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但在罗帅的家中，却找不到一张他同主席单独的合影。

　　1963年，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罗东进说，父亲从来没有对儿女讲过自己的战斗经历，他说那是工作，没什么好讲的。只在1959年罗东进考入哈军工，开学之前，罗荣桓以一个普通父亲的身份，用毛笔认认真真地给儿子写下了一段人生题词：“学好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没有政治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

　　父亲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成为罗东进人生航行的指南针。

　　王可立(王平上将之女)：

　　父亲曾当过阜平县长

　　作为开国上将王平的长女，王可立出生的第二天，苏德战争就爆发了。今年64岁的王可立记得很清楚，她出生在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医院里。“当时根本就没有个准地方，总是随着部队四处走。”王可立回忆说。她的母亲范景新是阜平县范家公村人，是当地妇救会干部，也是整天在外奔波。

　　原籍湖北的王平，经过艰苦的长征之后，到了延安。抗日战争爆发，王平奉八路军总部之命，1937年9月，来到阜平。来到阜平县的时候，只有3个人：王平、刘秀峰、李葆华(赵振声)。那时候，王平还不足30岁。

　　“那时候主要是收编地方武装、杂牌武装，扩大抗日武装。”边参观纪念馆，王可立边对记者说，在解放后的岁月里，父亲经常跟他讲起在晋察冀边区经历的风风雨雨。

　　阜平县早在1925年就有了党的组织，卢沟桥事变之后，当地又组织起“阜平县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民间组织，但遭到国民党当局干预，很快陷入消沉。王平的任务，就是以“后援会”等为基础，成立抗日组织，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

　　在国民党部队大踏步后退的情况下，共产党、八路军反而向抗日前线挺进的举动，迅速激起了阜平人民的抗日热情。短短几天后，10月初，由共产党、国民党、知识青年和进步绅士组成的“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占地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正式成立。10月10日，王平受命暂时代理阜平县长。

　　抗日力量不断扩大，王平的任务也越来越忙，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他先在三分区担任政委，后又到冀中军分区任政委。每到一个地方，王平都极其重视收编地方武装和杂牌武装，抗日武装力量在他的努力下日益壮大起来。

　　那时候，阜平号称是惟一一个“完整县”，“完整”的意思是没有被日本人占领过。“完整县是怎么来的？那是晋察冀军民斗争的结果。”儿时的王可立很少见到父亲。“父亲总是在外边打仗，偶尔才会来看我。”王可立说。

　　在她印象里，父亲看她的时候，总是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这个骑马的军人的英伟形象，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深深铭刻在王可立心中。

　　小时候的王可立一直过着很不安定的生活。最初，她在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转到另一户老乡家。后来，那家老乡也参加了八路军，王可立也被抱到了部队。“是晋察冀人民、是河北人民养育了我。”王可立深情地说。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到1949年1月，张家口解放之后才逐渐结束。但她全家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切。“我们对晋察冀、对河北有很深的感情。”这一次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揭幕，王可立的母亲本来要亲自回来看看，可临出发前身体忽感不适，只好派王可立和她的两个妹妹王晓旭、王晓鸣作为代表回来“探亲”。

　　王平将军上个世纪90年代去世时已经90多岁，在生前，他对王可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艰苦奋斗，毕生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王可立欣慰，而且自豪。王可立姐妹兄弟7人，两个弟弟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加上王平将军，这个家庭为共和国贡献了3位高级将领。其实，即使是王可立自己，也在军工单位工作，是直接为军队服务的。

　　杨秋华(杨得志上将之女)：

　　永远不要忘记边区人民

　　作为我军有名的“三杨”战将之一杨得志将军的女儿，杨秋华看上去显得多了几分文弱。只有当她开始充满激情地回忆父辈的战斗经历时，那闪动着熠熠光彩的眸子里，才透出一股将门虎女的神采。

　　“我妈妈是河北大名人。”杨秋华的自报家门，令记者理解了她来到这片父辈战斗过的土地，为何激动兴奋的心情：激荡杨秋华心扉的，既有着猎猎豪情，又有着殷殷亲情。

　　杨得志曾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团长，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为创建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可“关于父亲的光辉历程，我大多是从史料上了解到的。”望着记者不解的眼

　　神，杨秋华笑着说：“首先我是1950年出生的，解放前的事我都没经历过，其次在1989年以前，父亲总是忙得每天不见人影；而当父亲到了迟暮之年，开始追忆往昔的辉煌，他故事的主人公却永远都是别人。”

　　杨秋华记得，父亲晚年讲得最多的人就是马本斋，每当讲起与这位回民英雄战友并肩战斗的经历，白发苍苍的将军总是热泪横流。将军对女儿说，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在杨秋华幼年的记忆中，他家有一个神秘的特殊客人———一位小脚老太太。每年定期不定期，老太太扭着一双小脚进了门，直呼着当时已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的大名，不但要进到司令员的卧室视察一圈，有时还要躺到床上。小秋华不明白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老太太究竟是个什么大人物。

　　后来父亲非常严肃地告诉她，这位老太太只是根据地的一名普通农妇，为了抗日，她把自家几乎所有的财产全部变卖，换成各种供给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根据地支援抗战。“这样的老百姓，别说睡睡我杨得志的床铺，就是让她把咱的家搬走，也不足以报答呀１

　　身教重于言传。父辈对人民的尊重与热爱深深感染着杨秋华。

　　结束采访时，身为总参保障部招待局局长的杨秋华执意将记者送到电梯口，她说，她父亲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叫不出名字来的老部下来看他，他也要由家人搀扶着送到门口，这是他们的家风。

　　肖星华(肖克上将之子)：

　　知道我要来阜平，

　　97岁的父亲十分兴奋

　　在展厅里一张冀热察区党委成员表前，记者见到肖克上将的儿子肖星华一边参观，一边拍照。“知道我要来阜平，97岁的父亲十分兴奋，我希望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家给他老人家看看。”

　　这里也是肖星华魂牵梦绕的故乡。1939年5月1日，他出生在阜平的一个小山村。“那时，父亲正带领冀热察挺进军，指挥平西、热河和冀东的游击战争。”

　　正值日本扫荡时期，出生没多久的肖星华便被寄养在阜平的贫苦农民王金生家。饥饿与战争是肖星华童年时代全部的记忆：“那时候，家家都缺粮，树皮都被吃光了，人们摘下树叶，掺进糠里吃。那几年，全村共20个孩子，最后只活下来两个，其中包括我。”

　　4岁时，父母把他接回了部队。他记得，当时的父亲穿着笔挺的军装，走路昂首挺胸，典型的军人形象。“爸爸是打日本鬼子的１肖星华常自豪地对别人说。

　　“父亲是个‘军人学者’，平时很喜欢写东西，材料从不让秘书代写。他常说，中国缺少一部《铁流》。于是，在抗战时期，他开始利用余暇时间创作小说《罗霄军》，描写自己经历过的革命战争。

　　“有一天晚上，我生病了。母亲心急火燎地跑到十几里路外的军区找父亲，大声喊了一句说，孩子病了。父亲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仍旁若无人。母亲生气地扭头便走。后来，母亲才知道他在写小说。后来，这部改名为《浴血罗霄》的作品获了茅盾文学奖。”

　　观展之后，肖星华感慨万千：“把父辈们历尽千辛万苦英勇抗战的这段历史全方位展现出来，让后人们记住，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王亚利(王宗槐中将之女)：

　　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

　　"父亲是由'织布伢子'成长为将军的，他常说是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养育了他，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开国将军王宗槐的女儿王亚利对记者说。

　　王宗槐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年仅14岁的他就参加了赤色工会和赤色少年先锋队。晋察冀军区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刚当组织部部长时，父亲曾把干部的基本情况记在一个本子上。聂荣臻每次询问时，他都要现翻，十分不方便。为了便于工作，父亲开始强迫自己把所有能掌握到的有关情况统统装进脑子里。"王亚利说，有一次八路军总部急需一份晋察冀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父亲带领两名干事，凭记忆用了5个小时造出花名册。后经核对，2100名营以上干部无一错漏，父亲从此被战友们称为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日军反复的扫荡与清剿，使我军的干部档案很难随军保存。有一次，军区把干部花名册和档案埋在唐县的山沟里，后来竟被日寇的军犬嗅出异味挖了出来。敌人凭借这些资料判断出我军的实力，对我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每次反扫荡前聂元帅总下令焚毁这些资料。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父亲硬是用脑子记下了全军数千名营干部的姓名、籍贯、负过几次伤等。反扫荡一结束，他就伏在膝盖上填好花名册，并把阵亡干部的名单和现有实力呈报八路军总部。"王亚利说。

　　"虽然我是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但我出生在城南庄，我的血脉里流淌着晋察冀人民的血汗。我现在军委第二炮兵门诊部当内科主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愿意为老区人民出自己的一分力。"王亚利深情地说。□本报记者 汤润清 徐国栋 解丽达 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