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华研究院同学录

　　“司马相如！”

　　“陶渊明！”

　　“孙中山！”

　　“………！”

　　许多朋友都这样抢着说了，在一个聚会里，各道各的崇拜者。于是我们都望着迟迟不语的他。

　　“只有一个和尚是我崇拜的。”他说了。

　　“法海？”抢着问。

　　哄然一阵笑声。

　　“玄奘呢！”他才说出名字来，“一位勇敢、奋斗、忠实、千古少有的学者！”

　　满屋里突然沉静下去。也许我们脑子里都映出“历尽艰苦，经八十余国，赍归经六百余部，译千余卷，至死方绝笔的一位伟人。”我的心头别别地在跳动。

　　在那书纸狼藉的小房子里，我们常常看见憔悴的他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生一天也便这样干一天”，是他常说的话。我们也感觉到他走的“庄严路”，更联想到玄奘的精神。

　　许多人说他弱于感情；然而他的身世——生而孤，九岁母丧，依姑丈以长，一姊又远嫁——也够他伤心了！我们同在月下徘徊时，悲哀袭击了我们的心弦，从我泪眼中偷偷地看他，他两眼也含着晶莹的眼泪。

　　他的身世促成他的思想，思想促成他将来的伟大——我常常这样想着。

　　君氏戴，名家祥，字幼和，吾浙永嘉人。嗜梵文的，与余有同好。

　　以上是印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上、先父吴其昌所撰戴家祥的剪影，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研究院已招了两届学生，有的同学已经毕业，云散四方，个别同学竟已故去，长眠地下，更多的同学即将离校，奔赴各自新的岗位。想到“今天下方匈匈，一旦如云雾之散，必有求记姓名而不可得者”(《同学录》跋)，于是有编辑“同学录”之议，推时为同学会副干事的先父综其事。不久，一本精致的蓝布封面的“同学录”诞生了。梁启超先生题笺，师生均有小照，时王国维先生方自沉，特刊遗墨两幅，置于诸师长之前。同学各有小传，或自作(如卫聚贤、姜亮夫)，或由知心代笔(如姚名达)，大部为同学互撰，文字有文有白，口吻亦庄亦谑，读来饶有兴味，从以上先父写戴家祥，即可窥见一斑。此书今存世绝鲜，我这一本，系从先父遗箧中检出，爱赏不已，1946年从四川带到上海，以后半个世纪，是经彤弟有心珍藏交还与我，得以保存至今。今年正值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80周年，抚书追远，念及父辈当年，风华正茂，群星灿烂，在各自的领域均成就不凡，著书育人，薪尽火传，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驾鹤西去，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辉煌的一页。

　　再回到戴家祥(1906-1998)，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当年在“同学录”留下的小照是西服蝶结，双目有神，嘴唇紧抿，英气逼人，全无“憔悴”的影子。其实，他的身世远比父亲文中所述更为悲惨：襁褓中被卖至戴家，冒充遗腹子，为族人排挤，以致不能进新式小学，只得在家延师授课，直到考进中学。所幸屡遇良师益友，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1926年，戴家祥考入清华研究院为第二届生，师从王国维先生，专治金文甲骨。在清华，同为“孤儿”而嗜学的身世，赢得先父对他的特殊关心。他俩又都是同学会干部，父亲是副干事，他是文书，他们共同经历了多少风潮，起草了多少文稿。父亲性急躁而好冲动，戴则柔韧沉稳，彼此刚柔互济，相知亦深。王国维先生自沉后，他两次参加遗著的校勘工作，对导师的学问领会很深。但像他这样的高级冷门人才，从事专业的道路并不顺遂，时在大学任教，时做中学教员，间或赋闲，而研究不辍，在古文字学研究上，有发明，有补遗，有批评，硕果累累：如《释千》《释百》《释甫》《释皂》《(虍下女)字说》《(罒下矢)字说》《兮伯吉父盘考释》《墙盘铭文通释》等等。晚年，他又总结出甲骨金文的十条基本规律，为后人读通青铜器铭文、甲骨文指明道路。

　　在“教书不忘爱国”这一点上，他和先父的心更是相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请愿活动中，他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是杭州师生请愿活动主席团的成员，负责交涉去南京请愿的乘车事宜。为取得民众同情，他不惜弯下尊贵的身躯，“向乘客们叩头哀告，请他们迟去一班车，乘客们也都双膝下跪，表示同情。”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戴伯伯寄给我的一篇文章中写的。当时父亲也率全家从北平南下绝食请愿，戴伯伯连夜写信劝慰鼓励，“我俩一南一北，泪水交流，一封信的搁笔投邮，泪水不知比墨水多出几倍。”其后，他俩一个在南开授课，一个在武大教书，都把运用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讲《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历史上国难的教训》，戴伯伯讲《明末清初学术界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当年三·一八事件，父亲怒段祺瑞之枪杀学生，愤而撰写《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一二·九运动，戴伯伯作专题讲座《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热情支持学生运动。1937年暑假，戴伯伯离开四川大学东下，道经武昌，曾到珞珈山来看望大病初愈的父亲。他们评点古画，口沫飞溅，兴高采烈，一若回到了清华园中的快乐年华。可惜我当时年幼，只记得戴伯伯抚摸我的头，考问我对古器皿的认识，其它已全无记忆。

　　解放后，戴伯伯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他的晚年是辉煌的，以八十高龄、病弱之身，耗十余年时间主编了《金文大字典》，是我国当代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还带了两个研究生。他的坚毅，踏实，历尽灾难而不屈，不得真经不罢休的精神，确当得当代的玄奘！(来源：文汇报；作者：吴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