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资源委员会——撑起战时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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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委员会实际上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部门，它不但支撑了中国的抗战，而且为战后的中国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31年冬，“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了几个月。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

　　蒋介石与日本人的遭际，可以回溯到北伐时。1928年5月，北伐军与日军第六师团在济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史称“五三”惨案。

　　北伐后，军阀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直至“九·一八”的前一年，蒋介石还在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根本没有精力来抓对日备战。此时“九·一八”炮响，痛定思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军事顾问蒋百里的抗战观念，决定争取时间备战，从长计议。

　　所以，蒋介石对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很感兴趣。

　　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建立起来。蒋自己兼任委员长，翁文灏出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其他委员都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黼、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再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组成，真可谓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这是一个秘密机构，不挂牌，信封不印机构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由于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旧址南京三元巷二号，故对外以“三元巷二号”称之。

　　据当时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后来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兆洪回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厅下设三个处共八个组。“三处是秘书、调查和统计处；八组是军事、国际、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度、制造及运输、人口土地及食粮和专门人材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对资源委员会有过深入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是备战，主要是搞调查；第二阶段，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到1938年之前的半年，主要是做抗战初期的经济转移，也叫经济内迁；第三阶段，是1938年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搞大后方经济建设。”

　　第一阶段的调查，被李学通称为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做的普查工作”。比如工业经济调查，由经济专家刘大钧主持，调查中国究竟有多少工厂，多少人，生产能力有多大；人材调查，中国都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过去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通讯地址是什么？一旦开战如何使用这些人？这些工作都是中国多少年以来从没有做过的事。

　　此外还有外交方面的调查，主要由外交部门来进行，摸清楚中日一旦开战，各国会是什么态度。

　　1935年以后，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已经从原来的参谋的性质转变为一个工业建设机构。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从多方面进行备战。1936年，借蒋介石的50岁生日之机，全国搞了一个“献机祝寿”运动，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前主编曾景忠介绍说，当时许多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从工资里按比例扣“祝寿金”的。这些钱，一共为中国空军筹得了100架飞机，并于1939年在贵州的大定县建起了中国的第一个飞机发动机工厂。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

　　第一步，是将原来东部沿海的厂矿迁到二线，即湖北、江西、湖南一带，进口德国的设备，按计划在湖南湘潭、江西赣南等地建设钢铁厂、电器厂等。“当时很多工业基地的场地都平好了，交通都建立好了。但是，不久南京陷落，迁到二线的工厂，又继续内迁了。这就是为什么湖南湘潭、株洲解放后会成为工业中心的原因。”李学通说。

　　从二线迁出的工厂，最后到了三线，也就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再度内迁与大后方的建设为后来60年代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包括今天的四川长虹，玉门油矿等。同时也为后来中国搞石油建设培养了技术人员。

　　应该提及的是资源委员会一直负责与外国的易货贸易，先是德国，后来是苏联和美国。易货贸易即拿中国生产的农产品、矿产品换外国的武器和工业设备。当时的滇缅公路上，运进来的，是武器枪炮，运出去的，是钨、锑、锡等矿砂，和鸡蛋、猪鬃等物资。易货贸易给资源委员会积累了很多外汇、设备和技术，这是资源委员会举办工业的本钱。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通过对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华北、台湾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接收，急剧膨胀，不仅控制了重工业，还扩张到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在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2000余人，技术工人22.6万多人的工业建设机构，其行业跨越煤矿、电业、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电工、机械、水泥及耐火材料、化工、纸厂、糖厂等工业部门。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内部发生分化，当时的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统一思想，终于成功起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保存了很好的基础。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