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规定”也是积极作为

　　以前，在读的大学生即使超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也不敢自由地迈进婚姻的殿堂，否则就要被学校以违反校规开除。但从今年9月1日起，这样的苦恼将不复存在，因为将从这一天实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指出：高校对学生能否结婚不再作特殊规定。（9月1日《重庆晨报》）

　　从坚决禁止到“不作规定”，高校的态度似乎是在放弃管理，回避问题。一些人也

　　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认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按照这个理论，让已达婚龄的学生自主地决定是否结婚，是一个正派社会的表现，其实质是一种以学生利益为重的善意表态，是一个从学生角度出发的积极作为。在这个没有附加规定约束的自由状态中，学生可以对生活做一个完全自我的选择，可以不打折扣地实现本应享有的权利。这样的“不作规定”难道不是一个福音吗？

　　至于担心会因此导致学生早婚和学校变质，更是一种想当然。首先，在本科院校中，能够达到结婚年龄的学生不是多数，希望此时结婚的更是少数，如果不是真正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没有多少学生会轻易尝试婚姻；其次，学校不过问学生的婚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他们学习方面的管理，在其它制度和规定的管理下，学校依然可以保证学习气氛的良好，学习环境的纯净。所以，这种担忧只是一种过虑。

　　而如果高校依然坚持规定大学生不能结婚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早婚的情况是不会出现了，但大龄的想结婚的学生却感到了羞辱：明明已经到了法定结婚的年龄却不能结婚，这样的尴尬使他们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在正派社会里，制度是不能羞辱人的；如果制度羞辱了人，无论它是有意无意，这个社会都是不正派的，也就有可能是不文明的。既然这个规定是非正派的，并且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废除它不是一种进步吗？

　　作为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去做，一种是不去做。区分它们的标准是，看被作为的对象需要的是服务，还是自由。如果他们需要的是服务，就应该去做，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就应该不作，给他们自由。如果混淆了这个标准，在该给予自由的时候去做，或者在该提供服务却提供自由，这种乱作为才是真正的不作为。而提供宽松环境，赋予充分自由的不作“规定”其实质是一种尊重学生权利，保护学生利益的积极作为。

　　(稿源：红网)

　　(作者：李劭强)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