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道义认同”蒙蔽“亚违法”行为

　　河南省新乡中院原法官张其江向当事人索要好处费，当事人被迫写下5万元“借条”。几年后，法官持“借条”到法院起诉案件当事人，要求其偿还“借款”。受理该案件的法院，在被告方已经证明“借款”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判决其偿还“借款本息及滞纳金”等共计76.47万元，并开始强制执行。（9月1日新华社发）

　　这则新闻曝光后，媒体上开始对贪赃枉法的法官进行强烈谴责。的确，作为一名法

　　然而在众多声音中，大家似乎忽略了一点：应该怎样给本案的“受害者” 梁卫保进行角色定位？公众只顾着谴责“黑法官”，不自觉中转移了注意力，将梁卫保置于了一个被同情的位置，因而被“道义认同”蒙蔽了眼睛，忽略了梁卫保在本案中的“亚违法”的灰色事实。

　　显然，根据法律梁卫保的行为构不成行贿罪。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市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梁卫保同时具备被勒索给予财物和没有得到不正当利益两个条件，不能以行贿论处，但这不能说梁卫保就应该在本案中被忽略掉。他明知道可能的后果，却仍然两次给张其江打借条，说句粗话，他也不是什么好鸟。

　　基于最基本的人性，人们对“作恶”者给予愤恨和谴责，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不自觉地给予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弱者的心理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存在，甚至在法律中也有体现。比如对于受贿罪，在量刑上比行贿罪重得多。周坤向成克杰行贿3800万元，但仅获刑5年，显然畸轻。备受全国媒体关注的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受贿案中，张玉舜也发出了：“受贿人坐在这里受审，行贿人到哪里去了？”的诘问。这种重追究受贿人，轻打击行贿者，受贿者受审判的多，行贿者受审判的少的“同罪不同刑”的现象，是《刑法》在设置上的不足。这与立法之初的“道义认同”有关。

　　公众的“道义认同”是“天然”状态的人性，而法律则不应出现这种状况。对于这种“亚违法”法律应该有所规定，消除其产生的灰色土壤，将法律之光普照到每个角落。

　　(稿源：红网)

　　(作者：张瑞东)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