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和他的中日关系研究

　　郑连根（山东）

　　对很多人来说，王芸生的名字并不陌生。1941年，张季鸾逝世之后，接替《大公报》主笔位置的就是王芸生，在他的主持下，《大公报》依然办得有声有色，王芸生先生本人也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但是我一直觉得，仅仅将王芸生先生定义为一代报人是不全面的，至少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近现代对中日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1929年，王芸生因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赏识，进入《大公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研究中日关系史，后汪因年老，便由王芸生独自完成。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往来于北京、天津之间，白天出没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就中日关系问题，王芸生每天写出一段，在《大公报》上连载，坚持了三年。王芸生的文章是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写起的，打算写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所以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实际上没写完(只写到1919年)。在当时，中日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因为这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受到了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关注和认可。而且，据说这本书还救过他的命。

　　事情是这样的：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的阅读资料就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72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田中首相时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讲，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满口应承。实际上，周恩来当时并不知道王芸生身在何处。但他抓住这一机遇，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此时正值“文革”，王芸生在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周恩来的指示如同“特赦令”，王芸生的“劳改”生活随之结束。在结束“劳改”回家的当日，王芸生就收到出席建国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手持请柬，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招待会。在当时出席招待会的人中，只有王芸生一人是步行来的，所以，他虽然手持请柬，仍被警卫挡住，经反复“盘查”才被放行。10月1日，王芸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后，周恩来又给有关部门打招呼，给王芸生恢复生活待遇。“四人帮”被打倒后，王芸生才逐渐得知关于自己“解放”的缘由。

　　临终前，王芸生含着泪水对子女说：“由于这部书，我提前好几年又吃上了你妈包的西葫芦馅的饺子。”原来，“文革”爆发后，王芸生一下子由国家七级干部待遇变成每月生活费12元，仅有的一点稿费也被冻结。伙食只有窝头、馒头、咸菜和水熬白菜。极度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肝硬化，若不被“解放”，说不定就再也吃不上“西葫芦馅的水饺”了。

　　其实，因为这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也曾得到过蒋介石的礼遇。那是1934年8月，王芸生应邀上江西庐山采访，期间，就给蒋介石等人讲了两个多小时的中日关系。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从1871年到1931年，中日关系经历了60年的变迁；从1945年到2005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60年的变迁。可惜的是，对前一个变迁，王芸生先生已经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而对后一个变迁，国人的研究似乎还很不够。今天，许多人对日本的认识是情绪大于理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否认，这也与我们对日本的研究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诚哉斯言。因为仇视对方就采取拒绝研究的态度，这是一种可笑的自欺欺人的鸵鸟战术，是不值得提倡的。王芸生先生孜孜以求，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精神和做法实在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