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周浩博士控制人口的方法

　　近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认为，应把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社保制度区别开来，同时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用经济杠杆来控制北京外来人口。

　　把外来人口赶到哪里去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完全是站在富裕人群的立场上说话，缺乏社会良知。这不仅是

　　“控制人口”带来的经济成本由穷人来背，是不公平的。很显然，“控制人口”只对富人有利，而为此买单的是穷人：不配生活在北京的流动者和北京本地的低收入者。专家的建议真是精明到了家，可见，他是完全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贡献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创意。

　　虽然专家建议还未进入实施阶段，但他可能对政策产生的影响还是让人担忧。联想到近来频频出现此类言论，虽然不代表官方，但有时“民意”也是会形成隐性的“暴政”。再联想到某些地方已有政府部门公然放话，要让“乞丐在城市讨不到钱”，这的确让人担心，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会不会跟风效仿？城市自私论是危险的，它对公共政策和城市治理制度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显现。显然，社会的公平进步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一番较量。 江苏省常州市司欣

　　比地域歧视更可怕

　　歧视穷人和歧视外地人虽然都是歧视，都不公平、不公正，但是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可怕、更不文明。歧视穷人就是歧视弱者，就是践踏弱者的权利，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因为存在这种歧视而丧失最基本的良心、同情心、责任感和正义感。

　　我不知道，假如穷人们都逃离了北京，谁来给富人们提供大米白面、萝卜青菜等生活必需品？谁来给富人们建高楼别墅、打扫城市街道、捅马桶？没有穷人的城市，富人们怎样生活？没有穷人给富人干活，北京怎能成为富人的天堂？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愿周浩博士能想清楚，而不要只会“站着说话”。

　　一个城市的消费水平、生活成本的高低，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谁想提高就能提高的。周浩博士的建议，说是要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实际上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经济（市场）规律。我只希望专家学者们，在提出某种建议之前，最好深思熟虑一番，如果建议不成熟，或者实在没有行之有效的好建议，那就不妨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总比“站着说话”、夸夸其谈要好些。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晏庆盛

　　 用生活成本控制人口，其理由从表面上看颇为冠冕堂皇，但仔细思量，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这种以经济杠杆调控人口的方式，貌似公平实则掩盖着不公平，毕竟，这种方式只不过是把人口准入制度的标准放在经济条件上，与用户籍、高学历搞人口准入一样，不过是“一种标准，两种表达”而已。

　　借助经济杠杆提高生活成本从而阻止外来人口进入的做法，对于既得利益群体同样也是一种刺激和伤害，因为其同样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套用经济学上的术语，就是这种做法是帕累托最劣。

　　因此，提高生活成本的方式无疑会成为社会加速堕落的罪魁，它能不能具备区分人口、阻止流动的功能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它在客观上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成本，这显然是与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如果说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大的着眼点是社会分配公平的话，福利社会的构建则要以降低尽可能多数人的生活成本作为提升社会福利的要旨。而以生活成本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既无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也无益于社会效率的提高，其存在的合理性何在？ 中国政法大学石毅

　　 诚然，提高了北京的生活居住成本，会直接导致一部分收入较低的外来人群无法在北京立足，转而去他地谋生。但是，专家似乎忘了，生活成本的提高，是一个普遍性的提高，势必也会损害北京人口的切身利益。以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赶走”另一部分人的目的，这不但毫无道理，也不公平。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成本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是市场调节下的“产物”———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如何，是市场自发调节的。应该说，动用政策或者行政手段违背市场客观规律，来加大市民的生活成本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提高生活成本”来控制外来人口，本身就构成了对外来人口利益的变相侵占，这是第一重不公。在造成这种不公的同时，导致另一人群的利益的流失，此为第二重不公。在这两重不公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公———城市生活成本的人为提高，使市民购物、出行、受教育、就医等各个环节的消费支出压力增强，为此引发更深的社会问题或许不是什么杞人忧天。 山东省淄博市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