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08:41 中国宁波网-宁波日报

　　轰炸·家园成废墟

　　从1937年11月12日开始，日机对宁波城区江北刘家边、槐树路、灵桥门、江厦街、开明街、药行街等地进行轰炸，尤其在1939年4月26日、28日和5月1日，对宁波城区商业繁华地带轰炸，毁房900余间，死伤600余人，把主要商业区炸成废墟。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4月，宁波城乡先后被炸230次，敌机出动520架次，投弹360枚，共毁房3800间。（由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

图为轰炸后的开明街。

　　大山深处的灾难

　　疯狂·“五烧”大岚山

　　大岚山地处四明山区中段，侵华期间，日军曾五次“火烧”大岚山，抢劫财物，枪杀群众，奸淫妇女……当地人民受尽了苦难。

　　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从宁波窜来的200多名日本兵，在鄞县大皎村烧毁民房300多间后，第一次上了大岚山，在分水岭村烧毁一座寺庙，当场抓去18名来不及隐蔽的国民党部队伤兵，在庙后山上用刺刀一个个活活捅死。

　　1941年11月12日早晨，鬼子派了两架飞机在大岚山上空盘旋，用机枪四处扫射，并投下大量炸弹。石鼓村村民沈明相、沈桂相一人头部中弹，一人腿骨被炸断，因无医无药，后流血过多活活痛死。飞机一番狂轰烂炸后，在傍晚时分，700多名从余姚出发的日伪军由一大队骑兵领头，举着“膏药”旗，大摇大摆再次来到大岚山。当夜，日军就放火烧毁了石鼓村沈家祠堂和民房10多间，奸淫多名妇女，村里的猪、牛、羊、鸡、鸭、鹅都被杀光吃尽。第二天早晨离开时，还抢去不少财物，抓去沈仁贤等5名村民做挑夫。5名村民3天后才借机逃回。

　　第三次“鬼子进村”是在1943年4月4日。这天，又有700多名日伪军从上虞方向进入四明山。大岚群众事先得知消息，纷纷逃到附近山上隐藏，鬼子先后掠劫了9个村庄，每到一处，见了值钱的就抢，能吃的就吃，还烧毁民房多间。

　　最残酷的是日军第四次“扫荡”大岚。1943年12月8日，500多名日伪军骑着200多匹马，带着小钢炮、重机枪、轻机枪等轻重武器，在汉奸特务的带领下，从余姚上前岩岭，进入四明山根据地。到了大岚夏家岭村，遭到我浙东抗日武装三五支队和当地民兵的顽强阻击。民兵们预先在山上准备了大量石块，当鬼子队伍耀武扬威地从山下经过时，一齐往下滚石块，当场砸死2名日军，砸伤多人。军民的英勇奋击，激怒了残暴的日军，他们兽性大发，疯狂地对大岚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日军到一村烧一村，一连烧了夏家岭、丁家畈头、蜻蜒岗、黄家庄等4个村庄，共烧毁500多户民房，计1370多间。损失最为惨重的夏家岭村共有124户470间民房被毁，整个山村成了一片火海，全村家禽家畜都被杀光吃光。在放火烧村的同时，还有1名青年被鬼子当场枪杀，40多名妇女被强奸，甚至连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未能幸免。

　　日军唯一没有得逞的一次是在柿林村。1942年端午节那天，100多名日本兵抓了一名当地人做向导，骑着高头大马从大岚丁家畈向柿林进发。在走到离柿林1公里左右的地方，一阵阵黑纱似的浓雾铺天盖地罩住了鬼子，浓雾里还夹杂着一股股呛人的怪味，呛得鬼子们直流眼泪连打喷嚏。鬼子队长骑坐的大洋马也受不了这种气味，任凭鞭子抽打也不肯再前进一步，鬼子队长只好下令撤回。原来，柿林人民得知日寇进犯的消息后，决定用山里人熏野猪的办法来对付敌人。今年82岁的柿林村村民沈文宝介绍说，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幸亏有人想出了这个好主意，大家就一齐动手在山沟里焚烧起撒有石灰的柴草，还掺进了辣椒、土制菜虫药脑等，产生的浓烟和气味随着东南风吹到了村外，果然，鬼子刚一靠近村子就被熏得头昏脑胀不敢进犯，保住了全村人的性命和财产。

　　日军多次火烧大岚，使上千人无家可归。迫于生计，当地群众有的去投亲靠友，有的远去逃荒，有的外出讨饭，更多的人在家靠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度日，不少人活活饿死，仅夏家岭村就饿死了70多人。（余姚记者站叶初江龚宁）

　　1940年10月27日下午5时许———

　　一架日机窜入宁波上空……

　　万千

　　鼠疫·恶魔肆虐开明街

　　65年前，日军在宁波开明街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鼠疫细菌战。5年前，为了拍摄一部《恶魔肆虐开明街》的专题片，我曾费时一年，搜集历史资料，踏勘各地，专访有关人士，录下了许多证人证词。

　　1940年10月27日凌晨7时左右，一架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窜入宁波上空，盘旋几圈后撒下大量传单。人们都在嘀咕：这回日军飞机又来搞什么花样？有些群众展开拾到的传单一看，原来都是造谣惑众的东西，说什么“日本要与中国建立东亚共荣圈”、“重庆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云云。就在当天下午5时许，又有一架日军飞机飞临宁波上空，并在开明街一带空投下许多麦粒、面粉、寄生有跳蚤的棉絮等杂物。

　　时值霜降后深秋季节，秋高气爽，而日机空投“杂物”后的当晚，宁波意外地下了一场雨，把日机撒落在屋瓦上的麦粒、面粉、杂物等都冲刷了下来。当时宁波居民家家户户都在天井屋檐下安放有一二只七石缸，用来积蓄天落水，喝水、煮饭都用这种天落水。这些污物恰好冲到七石缸里。

　　三天后，在开明街口拐角处开“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和妻子赖朱氏即发高烧患上怪病，第二日晚便莫名其妙地双双死亡。接着隔壁“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宝昌祥内衣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最多一天暴死20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有名有姓的死亡者达110人，全家死绝的12户、45人。

　　时任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经对一名8岁孩童染疫者作了细菌检验后，即在11月4日《时事公报》上发表了这是鼠疫的谈话。时任鄞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的孙金医师于11月1日查诊几名患者时，发现患者具有明显的鼠疫症状，立即向政府作了报告，震惊了当局。11月2日，鄞县县政府主持召开医防人员会议，会上商讨的结论是“封锁疫区”。

　　11月6日，鄞县县政府决定成立防疫处，当天下午4时举行第一次防疫会议。因封锁疫区刚开始，不甚严密，外逃者较多，会上决定加强疫区封锁，设立甲、乙、丙三个不同级别的隔离病院，在民光戏院（今民光电影院）内设立防疫办事处，并成立搜查队、担架队，将染疫程度不等的病人，分别送入各隔离病院。据统计，从11月7日到14日先后追回疫区潜外的居民38人，而逃出疫区在外死亡者竟达32人。在封锁疫区的同时，组织消毒和捕鼠灭蚤。据当年曾任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说：“当时进入疫区工作时，我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看到自己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跳蚤，凡是麦子落下最多的庭院，死人也最多。”县防疫办事处即对封锁区内沿街牌门板壁缝全部用白纸粘封，各商店采用硫磺熏蒸，沿途用石灰水浇洒。鄞县卫生院在报上刊登“收买老鼠”布告，在郊外增设焚鼠炉等。

　　11月9日起，对疫区和有关人员均实施鼠疫菌苗预防注射。后来又把全市中小学生都列为注射对象，总共接受注射的达23343人次。11月25日，在县防疫处第17次防疫会议上正式宣布：“经查勘决定疫区房屋应行焚毁”。11月30日晚上，在对疫区周围采取严格防范措施后，即对疫区房屋点火焚烧，自7时至11时，足足焚烧4个小时，115户人家的住房、商店、工场共137间都付之一炬。

　　累累白骨诉说屈辱历史

　　杀戮·象山万人坑

　　夏日阳光下，象山的茅洋平静而安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却有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荒坑，它名叫万人坑。坑中的累累白骨，似乎依然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一段屈辱的历史。

　　象山日军罪行陈列馆馆长朱颂宽说，当时被矿井压死、没吃饱饿死、没衣服穿冻死、被打伤成病而死、反抗的被直接杀死……这样有2700人死了被埋在坑里。

　　小小的茅洋，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侵略者贪婪的目光？象山地方史志研究学者叶忠正介绍说，因为茅洋有砩矿，这种砩石是冶炼特种钢材的一种催化剂，没有它特种钢材炼不出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需要大量特种钢材，茅洋因砩矿成为日本人的战略目标。

图为万人坑遗址。（通讯员周科摄影）

　　1941年4月19日，日军占领象山石浦后，由松原雷夫率领日军73人，于4月28日乘小炮艇从砺港上岸，进入茅洋，窥探矿源。隔了20多天，日军100余人，组成象山茅洋砩矿护矿队，协助日本华中矿业公司掠夺砩矿。

　　日军占领矿山后，赶走世居茅洋的92户农民，又从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运来大批劳工和战俘，每天将开采的矿石用14个拖斗小火车拉到砺港，再用小货轮运往石浦的堆石场等待转运。

　　当年日本侵略者从茅洋运走了10万吨砩石。细算起来，每开采30吨矿石，就会有一个中国人命丧他们手里。被日本人抓去做了劳工的茅洋村人朱致法回忆说，当时有个日本大胡子管工，专门打我们中国人，干不好就打。他有一种小榔头，一边平、一边尖，他们经常用尖头打人，打死人不管。有时夏天很热时，日本人就把你押到太阳下晒几个小时。

　　在日军眼中，劳工们就像一只只蚂蚁，有时候甚至连蚂蚁都不如，他们只是被奴役、被压榨的对象，干活的工具。

　　朱致法说，劳工如果生病了，可以简单治好的就给点药，难治的就把人毒死了。当时有个做木工的工友，拿了点工地上用剩的炸药治疥疮，结果被日本人抓住砍了头。

　　1942年秋，茅洋暴发瘟疫，大批劳工生病，日军将死去的或奄奄一息的劳工拖到对面一座小山，让烈日暴晒，狗咬、鸟啄，结果造成尸横遍野，后来这座小山被当地人称为“死人山”。（记者龚哲明整理）

　　“棺材供应不上，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殓”

　　罪证·亲历者的哭诉

　　对这场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鼠疫灾难，目击亲历者至今还大有人在，不过像钱贵法那样曾被染上疫病，又能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恐怕是唯一的。

　　钱贵法当年仅14岁，在元泰酒店当学徒。这家酒店员工大多数都染上疫病，钱贵法也未能幸免,但后来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或向媒体讲述遭受鼠疫毒害的经历。1994年7月9日，钱贵法在一次口述中说：“……我染上鼠疫时，已神志不清，被送入设在开明街同顺提庄的甲部（患重病者）隔离病院，我被抬进去放在地上，看到周围地上约有10多个垂死的人，个个面相血血红像公鸡，有的眼睛突出，有的颤抖得厉害，全身像在跳舞，有的哇哇叫喊讲胡话，还有的因口渴不顾一切去喝阴沟水，好比来到了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还有的母亲刚死去，孩子很快也死了，死的人又多又快，棺材供应不上，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殓。”他多次愤怒地说：“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笔血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据说，钱贵法自幼是个流浪儿，常在街弄的下脚桶里拣食吃，也许由于他经常接触各种细菌，免疫力较强，才逃过这一劫。钱贵法于1998年1月病故，好在他的许多作证言词都作了录音录像。

死里逃生的钱贵法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