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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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缘起　100年前的今天，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光绪皇帝的一纸谕令终结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传统官方选拔人才的制度，自隋朝诞生以来，人们对其评价形形色色，毁誉参半。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

　　早期科举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

　　温春来

　　核心观点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温春来

　　科举制度废除10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是扼杀创造性、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之一。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复杂的科举制度定性为僵化、一成不变的东西。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我们不难从科举制度中感受到某种弹性、多元化与勃勃生机。

　　早期的科举制度与种种弊端无甚关系

　　自秦汉大一统中国建立以来，用人制度经历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等变化，其初衷无非是想用推荐的办法选拔优秀人才，但结果却让世家大族垄断了进身之阶，门弟与出身成为能否跻身仕途的最主要依据。这无疑有违公正、公平原则以及任人唯贤的标准，并且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或多或少威胁到了皇权——一些士家大族甚至比皇帝家族的等级还高，而普通百姓永无出头之日的宿命也减弱了他们对朝廷与国家的认同。如果说弊端百出的用人制度在分裂与战争时期尚有不便改革的苦衷，隋唐时期中国的大统一再次出现之后，探索、实行新制度便顺理成章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所认为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如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答题形式为僵化的八股文、脱离实际等等，都与早期科举制度无甚关系。隋唐科举的特点是分科选拔人才，有定期举行者，称常科；有根据需要、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者，称制科。常科科目主要有:

　　进士科:考试内容最初为“时务策”五道，要求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属于一种政论文。为了避免选拔出来的人流于肤浅，后来又加试儒家、道家经典，历史知识以及杂文(应用公文与论述性散文)等。

　　秀才科:考试内容为“方略策”五道，对文采与义理都有较高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同后代的科举不同，隋唐科举中许多科目之间并无由低到高的层级关系，例如秀才科并不比进士科低等，而后代秀才的地位与含金量与隋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明经科:考试注重经义，要求试子熟读并能记诵儒家的经典文本与权威注解。

　　武科:公元702年武则天所设，主要考两方面:一是骑射与武艺，二是身体条件，包括体力、体能、身材等。

　　此外常科中还有明法、明书、明算等选拔专门技术人才的科目。制科按需举行，较为灵活，科目见于记载的有近百种，诸如文律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等，难以枚举。

　　科举制度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

　　隋唐科举活泼多样、生机勃勃、贴近实际需要，体现出对公平、公开与公正精神的追求(例如皇族子孙李洞屡考不中，也只能在祖坟前痛哭)，堪称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则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连孙中山、胡适等传统的反叛者都对科举赞赏有加。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拔高早期科举的意义，毕竟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数量也仅仅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10％。

　　科举还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至今。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相信其中一些句子一定能让大家会心一笑。2000多年前的陈胜虽也曾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那毕竟是用血与火的暴力手段来改变命运，科举制度才真正提供了一个平和且更具操作性的手段，使普通百姓也有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而高贵的家庭如后继无人也充满了破落的危险。

　　科举制度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

　　科举制度被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科举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官僚与儒生阶层，他们在全国流动，为官、任教，宣扬同一种理想，促进了民众对皇帝、朝廷、国家的认同，对维系思想方面的一统贡献至巨。

　　总之，我们在思考科举制度的是是非非之时，有必要把不同时期的科举区分开来，并注意其在用人制度之外的意义。我们也不要奢望能够得到一种对科举的定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同一段历史总有不同的认识。盖棺却难以定论，这是生活的常态。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

　　八股:科举极盛之时的反思

　　黄国信

　　核心观点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黄国信

　　自发明并实际使用以来，进入明清，科举制度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一种制度也可以按照源于生物学的进化论来比照，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便进入了极盛时期，因为1905年它被废止了，所谓极盛必衰、必亡，衰亡之前自然就是“极盛”时期。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

　　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极盛的几个表现，一是学校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必须经过学校学习才能参与科举考试；二是三级考试系统之外，增加了乡试的预选考试；三是完善了科举考试诸如学额分配、防范作弊等制度细节；四是创立了缓解新进士压力的观政制度；五是创立了从进士中选拔庶吉士以储备高级人才的制度；六是明中叶以后形成朝廷及地方要职均由进士充任的制度。

　　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之处是答题标准和答题形式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确实在以上六个方面都有重要进展。然而，在我们从舆论得到的信息来看，明清科举制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在于考试作答须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及答题须以八股文为形式两个方面。自明清之交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来，科举制度的成就往往较少为人们所提及，而“明清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一类的说法占据了舆论的主流，而这类说法的依据就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是被一批批思想家定位于答题以八股文为文体和以《四书》、《五经》为标准两个方面的。显然，讨论至此，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原来专门研究者所分析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与一般舆论中的明清科举制度极盛的表现竟有极大不同。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的格式

　　其实，即使就八股文而言，启功先生早就有过相当中肯的评论，他认为明代成化年间定形的八股文只是文体的一种，就像外国的十四行诗一样，既是文体，我们不会强行要求人家的诗不能固定为十四行。对八股文，其实亦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考试要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它应该是限制了考生的思想空间，舆论对其诟病，基本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考试用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至少是保证考试公平的一个手段。而且，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仅仅考经义，亦考时务策论。其实，儒家的《四书》、《五经》只是“经”而已，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阐发出的实际行政办法，可以多至无穷，策论之灵活，可以考察考生之能力，即由此而来。八股取士，成就了明清时期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我们熟知的海瑞、张居正、宋应星、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林则徐、蔡元培、黄炎培，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

　　逻辑的推论、改革家的抨击，似乎都不能说明明清极盛的科举制度只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何况人们的批评所集中的两个方面与明清科举制度的实际发展有相当大的出入。作为曾经猛烈地批判科举制度的变法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后来很快就要求恢复科举制度，而亲眼目睹废科举后人才选拔无序状态的革命家孙中山，则更是几乎全面肯定了科举制度的意义。

　　我们反对对待历史问题的悖事实逻辑推理，但本文仍然希望以逻辑推理来结束。笔者认为，如果排除内化于中国文化的非发散性思维习惯，如果要进行价值评判，明清科举制度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演进的影响都是有相当意义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科举制缘何在清末寿终正寝

　　刘正刚

　　核心观点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刘正刚

　　鸦片战争后，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兴西学、改科举成一致呼声

　　其实，科举制自隋朝正式施行以后，也不是畅通无阻的，至少元朝就没有认真实行，明朝朱元璋也曾一度废除。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消极怠工，数十年不上朝，科考后文人得不到任命，对科举制也是重大打击。明末的启蒙学者虽是科举制的产物，却对科举制持批判态度，黄宗羲“愤科举之学禁锢人，思所以变之”；顾炎武痛骂科举造成“学问由此而弃，心术由此而坏”。清朝推行科举制，目的是争取汉族精英的合作，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但康熙、乾隆都意识到了科举取士的弊病。

　　对科举制不满的声音在鸦片战争后日渐强烈。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对比，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痛斥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呼吁改革，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张以实用知识作为考试内容。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从发展洋务的实际需要出发，大力主张兴西学、改科举，重视实用人才培养，模仿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各级学校。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不断向士大夫灌输西方科学与教育思想，也促进了中国士人的观念转变。外国传教士也认为科举是“利少而弊多”，建议设立机构学习西方科技。在内外一致要求学习西学的声浪中，一批书院以新的面貌出现，它们将西学引入课堂，开设“天文历算”和“万国公法”等课程。

　　1901年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政治、军事、工商、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科举几乎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校章程》，鼓励高等学堂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和外文。终于，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诏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科举制遂寿终正寝。

　　科举制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应该说，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千年大法，奠定了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对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科举考试确实存在考试内容僵化、学风浮薄和轻视自然科学等负面效应，造成士人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难以选拔高素质人才，与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和工商业近代化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根本无法和西方学堂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延续千年且影响深远的选官和教育制度，自然有其合理性。科举被欧洲人称赞为中国人的“一种创举”。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其最大优点是相对公平性，以文取人，“不论平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此制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孙中山语)。科举制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平等竞争机制。

　　废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加速了清政府的土崩瓦解

　　科举制以成绩取舍，尊重才学，广泛持久而强烈地激发学子发愤求学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学而优则仕，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重视人才的风气，对遏制商业社会拜金逐利的风气有积极作用。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对社会上下沟通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科举制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以考试选才的方式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作为选官制度，科举制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美国学者G·罗兹曼作为局外人也许看得更透彻: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在未创立替代制度的情况下仓促废除科举，对准备科举者的士人出路缺乏妥善安排，教育与考选体制的衔接不畅，导致人心急速涣散，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导致了社会势力的重组，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土崩瓦解。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西方公务员制度并非科举的传承

　　唐贤兴

　　核心观点

　　比较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种看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唐贤兴

　　西方知识界至少从19世纪初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大量的研究认为科举制度对西方政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比较有共识的一个结论性观点是: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谈到科举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在形成过程中直接借鉴、采用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或者说用科举制度的一些形式和原则来改造它们当时的政治体系及其官僚制度。

　　学术界对两种制度的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

　　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对这种传承关系的肯定，依然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早期西方知识界人士对科举制度的关注和由衷抒发的赞扬之情，一方面是在抨击他们自身的吏治弊病，另一方面是感叹中国的发达和繁荣，而不是直接赞美中国“早熟”的政治制度和吏治体系。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缺乏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虽然自此之后的学术在不断积累，但今天学术界对两种制度间的传承关系依然停留在猜想、引用早期思想家的言论的阶段。

　　时间的先后不能成为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证明

　　形式相似的两种制度在历史上的先后并不能成为它们存在渊源或传承关系的证明。的确，在西方国家建立和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构建公务员制度的时候，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时间，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考试制度，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与科举制度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谁能证明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蓝本呢？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不同地方的文化是因为传播、相互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人们毫无疑问能接受这一命题。但是，人类学家同时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内核是很难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

　　实践中看不出西方国家构建公务员制度时对科举制度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移植、借鉴和改造

　　现代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国家产生的一个总体背景，是以选举和党派政治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需要有一批“政治中立”的职业行政人员来维护政治稳定。最早了解科举制度的英国，也是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并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产生广泛影响的国家。它在18世纪初期通过议会的一系列法案把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并明令禁止事务性官员兼任议员和参加党派活动。此后，公务员制度不断在变革中完善，各种改革方案明确了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从实践中看，英国的各种法案既没有明确提到要借鉴科举制度的做法，也表现出与科举制度明显不同的考试和选官原则。

　　为什么“早熟”的科举制度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采用的制度

　　比较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一是两者看起来有些相似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如果有区别，则它们说明了什么问题？二是为什么这么“早熟”的科举制度积弊日重而难逃被废厄运，而公务员制度却在不断的变革中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都采用的制度？

　　科举制度中的官员不是“公务”员，这很能说明两种制度在政治上甚至价值上的重大差别。科举制度看起来具有“开放性”——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全部官员都通过考试。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个“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结构，中央集权通过科举制度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纳到官僚集团中来并使之官僚化，从而巩固了专制集权。作为一种单纯的人才选拔和任职资格考试的制度，科举制度不包括官员任职的全过程(规定其职位、权力、福利、责任等)，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或系统，而是与整个政治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考试的制度安排只是整个公务员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也就是说，公务员制度不仅包括考试，更包括任职、考核、待遇等一系列规定，是一个与其他制度联系较少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也正是其公务员的考试制度仅适用于常任的事务性官员的原因所在，也决定了它能够具有与科举制度的“悲剧”不一样的命运。这些重大差别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的“传承”关系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吗？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专题策划: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