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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格里耶给BIBF带来法国气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10:21 新京报

  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48个国家的出版社参展法国作为主宾国亮相

  

罗伯-格里耶给BIBF带来法国气息

  阿兰·罗伯-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运动”的主将,法兰西学院院士。作为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法国的作家代表,他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毕竟,他的小说影响了

包括余华在内一代人的写作与阅读。图为格里耶(左)与余华(右)对谈。

  本报讯(记者甘丹曹雪萍)昨日,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在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来自法国、德国、日本等48个国家的出版社在博览会上集中亮相。其中,法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出席本届博览会,以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罗伯-格里耶为首的法国作家陆续出现在博览会上。

  昨天记者从博览会现场了解到,法国出版社成为本次博览会上最受关注的对象。而绘本书、童书也成为本次博览会上的一个亮点。

   主宾国法国图书集体亮相

  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立主宾国,因为今年是中法文化年的“法国文化年”,因此主办方选择了法国作为本届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记者了解到,此次从法国专门赶来参加博览会的共有60余家出版社,110位出版人。在博览会现场,法国的出版社的展台设置在国际展览中心的1号馆2楼,一进展馆便能看到醒目的“France”标志。

  和前几届不同的是,因为法国这次是主宾国,所以法国的展台没有按照出版社划分,所有参展出版社的图书被放在一起展出,按照“文学”、“艺术”、“生活”、“绘本”等几大类分别码放在一起。从昨日现场的情况来看,法国展台是所有国外展台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在展台区有很多中国出版社的参展代表和法国代表洽谈图书版权问题。一位法国参展代表告诉记者,昨天上午向她咨询过图书版权事宜的人超过了十位,但关于版权协议的具体问题一般都不会在展会上洽谈。“我们在博览会结束之后,会进一步联络。”与法国作为主宾国受到的关注相呼应,“湖南出版社与法国文化展”也在博览会湖南展厅举行。随法国参展团来京的罗伯-格里耶和法国作家博里斯·马尔坦出席了该展览的开幕式,罗伯-格里耶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昨日他还在博览会现场和作家余华做了一个关于写作的简单对话。

  除了法国参展团外,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处在博览会上展出的百种澳大利亚图书也较受关注。记者获悉,澳大利亚知名女作家琼·伦敦女士还将于9月3日亲临此次国际图书博览会,与中国读者见面。

   绘本童书较受关注

  2006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30届世界大会将在中国举行,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本届博览会上儿童图书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和前几届博览会基本看不到多少国外绘本的情况相比,本届博览会上儿童绘本成为最受关注的图书类型。与此同时,2005年中国安徒生奖也将在本届博览会会场颁出。

  法国海马出版社的参展代表告诉记者,昨日上午该出版社的儿童绘本图书引来了不少出版人的关注,已经有好几个中国出版社都表示了希望购买绘本图书的版权。“我注意到今年的儿童绘本图书好像特别多。”一位香港出版人说,“我们也已经看中了好几种图书,就等进一步洽谈了。”记者昨日在博览会现场也注意到绘本书是此次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部分参展团都在展台上展出了一些重点的绘本图书。主宾国法国展出的绘本书码放了几个书架,日本的所有出版社都展出了绘本书和漫画书,西班牙的出版社也以儿童绘本作为主打,香港的出版社则重点展出一些图画故事书以及原创漫画书。“今天上午跟我们了解绘本书的人最多。”法国海马出版社的代表说。

  另外,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该奖颁发给为中外出版交流做出贡献的人。首届获得此奖项的包括将《红楼梦》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的翻译家李治华,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等7人。

  

罗伯-格里耶给BIBF带来法国气息

  法国是本届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在博览会现场,法文图书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法“新小说”主将阿兰·罗伯-格里耶交流会时见冷场

   余华、格里耶“情投意合”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84岁高龄的法国“新小说”创始人阿兰·罗伯-格里耶,昨天上午出现在国际展览中心的“作家交流中心”,与中国作家余华等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神聊”。

   交流会遭遇冷场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开幕,设在国展人来人往处的“作家交流中心”,尽管竖起了醒目的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大幅照片及人物介绍,安排给读者的三十张椅子仍坐不满。台上坐着胡子灰白的罗伯-格里耶,作家余华,以及《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出版人、前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老板陈侗等。

  本来这是一次名为“讲座”的聚会,但罗伯-格里耶希望以问答的形式进行———他从开始时便提出:希望先了解在座的读过没读过自己的书,知己知彼,才好开始交流。但提问时几度冷场,提问的也主要以翻译过其作品的人、国内作家和媒体为主,基本没有普通读者。声称深受罗伯-格里耶影响的余华和老人有几段听来“情投意合”的创作交流。在主持人强调“最后一个问题”时,罗伯-格里耶也说了“不问就不答”,终于等来一个提问后,老人提出“累了”,并说“非常不喜欢在这样周围吵闹的公众场所与人交谈”,之后便由使馆的文化专员引领离常

   “古典向我回归”

  第三次来华的罗伯-格里耶,接受提问时并不看着发问者,双眼直视远方,静静听着,回答问题声音洪亮。他透露,自己将出版的新作“不一般”:是一系列自己之前写下的所有电影的总汇,像推出自己处女作的“子夜”这样的小出版社“承受不起”,因此将由“FARYARD”(法亚尔)出版。

  当提到有文学批评家说罗伯-格里耶的新作将“回归传统的写作方式”,老人笑起来:“我也听说了,这不过是他们(批评家)众多蠢话里的其中一种。”他接着说:对古典和经典的定义,是看是不是在学校开始研究了,“我的小说一推出来就在学校研究了,所以不是我回归了古典,而是古典向我回归,经典向我靠拢。”老人回过头来说文学批评:“我不是新小说的理论家,只是面对众多文学批评家不时怪异的言论,我会有理论性地做反击,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对的。”格里耶说,自己是农学工程师出身,经验告诉他,科学也并非真实的,以“量子”为例,也不过建立在一套理论之上,“只是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我并不指责这些文学批评家”,格里耶说,“刚开始时有的理论家说我的写作是‘客观的’,其实我写得一点儿不客观;可是有些读者抱着那样的期待看了我的书以后,回过头就会觉得这个作者与众不同,倒喜欢上我的书了———敌人给我的帮助有时候更多。”

   “大家觉得我很怪”

  有读者提到:看了格里耶由新浪潮导演阿兰·雷乃拍成电影的作品《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回过头来读这本书,感觉书很难懂。罗伯-格里耶回答:这部电影中的每个片段都是他自己写进去的。至于读者觉得书很难懂,“文学就是难懂的。我在未知的领域里探索,同时要叙述这个我不了解的世界,很冒险,阅读起来当然很难。读福克纳、卡夫卡也一样难的。”罗伯-格里耶说,自己写的不是畅销书,而是为了长期畅销下去的书。他提到跟自己一起最早被“子夜”出版社接纳的贝克特、杜拉斯、克洛德·西蒙,他们的作品也被公认为难懂,可是后来即使单从经济上看,这批作家都能凭着自己的版税出书。从上世纪60年代过渡到80年代,“新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

  格里耶说,在这30年间,自己从没尝试过努力:因为自己比较幸运,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还年轻,天不怕地不怕,有没有人读都不大在乎。到后来一直一帆风顺,“该遇到的出版社、导演都遇到了,可以说我对这个社会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不过他说,自己花了15年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但在此之前,自己已经成名了,“只是因为大家觉得我很怪。”

  ■余华对话格里耶

   尊重文字传统,颠覆写作内容

  余华:我对罗伯-格里耶的了解肯定超过他对我的。法国新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我在我英文、法文、德文版书的介绍里,都提到曾经受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影响,但至今我还没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他是我在“新小说”作家里最能接受的一位,最好读,也最畅销。他的描写很精细,语言是有方向的,尽管用了暗示的方式表达意图;另外一位克洛德·西蒙,我就实在读不下去:他的语言堆得太多,没有目标。我是个阅读非常有耐心的人,可是西蒙的尝试令我觉得阅读非常困难。

  罗伯-格里耶:说得非常正确。我写作用的都是法语里正常的语法,如果把我的每句话单独拿出来,你会看到语法结构很简单。我可以说:我写的文字与加缪的文字是处于同一层次的语言。可是有些人即使看懂了字面,却不知道小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说出来了一些,隐藏了一些。我的好朋友克洛德·西蒙,他写的句子长而繁复,有时候甚至没有标点符号。有的作家像我这样:尊重法语文字传统,但颠覆写作内容;而有的是两者一起颠覆,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对语言的彻底颠覆,所以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读懂。

  我的难懂和我面对这个世界时觉得难懂是一致的。有些作家理解了这个世界,然后以写作帮助你理解世界,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典型。我正好相反:我写作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世界,从专业角度看,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是农学工程师———当时我在研究非洲水果的一种病,研究着研究着忽然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是谁?于是跑去写小说了。有时候读者说你的书到底说什么,我不明白,我说我也不明白。

  余华: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20世纪,也存在于19世纪的作家中吧。作家如果对自己写的东西都很了解,这本书是不可读的。我们写下去,只是感觉到了,而不知道写了什么。我们要把完整的苹果送给读者,而不是分解了当中的矿物质送出去。到底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

  罗伯-格里耶:我同意。不要说19世纪了,18世纪的狄德罗,17世纪的斯宾诺沙,他们都表达过相同的观点。斯宾诺沙说过,人类的自信建立在善于虚构的基础之上,所以人更善于观察而不善于理解。面对世界产生怀疑,这种心态在20世纪更为强烈。上帝死了,小说也就开始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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