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赔偿

　　只有所有的日本人对历史都有正确的认识之后，日本才会真正走和平的道路，永不再战。

　　《党史文汇》刊登的署名为“王先勇”的文章，披露了二战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始末，指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从当时大局出发顾全民族大义之举。美国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但是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停止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但是，国民党后来对日索赔态度发生了转变。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的“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重大转变，这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不久，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

　　童增：被誉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他被载入当年的《世界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录》的总裁认为主要理由是，童增把战争赔偿的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作出了贡献。

　　王选：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她同时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而战斗。”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苏教授表示，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长期遭受残酷摧残，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晚景凄凉。她们在精神上承受世俗的偏见，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备受煎熬，在“自己很脏很下贱”的羞愧心情下苟活。据苏智良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有126人，“没开口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令人忧虑又无奈的是，“没开口的只能把我要的东西带进棺材里”。眼下能做的只能是抓紧调查，抢救活史料。

　　苏向祥：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组委员。几年来苏向祥已先后投入了30多万元用于化武伤害案的调查工作，且行程上万里，最终他搜集了1000多份相关证据，两次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他还无偿为发生在齐齐哈尔的“八·四”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张纯如：美籍华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2004年11月自杀身亡。“我相信，如果不写这本书，她不会自杀。”这句话，童增先生对记者说过两次。

　　对日索赔 一路荆棘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0周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对日索赔几十年来走过的艰难路程。1972～1990：暗潮汹涌

　　1972年9月，为了中日友好大局，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此后近20年，“对日索赔”成为禁区，虽然也曾有人用向人大代表或日本驻华使馆写信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们的声音太过微弱，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1990年4月17日，《报刊文摘》第4版刊登了一则小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偿”》，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引起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注意，他就是童增。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童增的署名文章《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当年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我有权利要求日本赔偿。1991～1994：“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1991年5月～6月间，很多媒体对《法制日报》上的文章进行转载——在政府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体成了推动民间对日索赔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民间对日索赔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意识到自己有“讨回公道”的权利。那么，处于漩涡中心的童增在做什么呢？童增承认，1993、1994年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度有点绝望。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日本使馆对他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答复，他也试着找了一个中国律师，结果对方开口就要10万！童增说，他看不到任何希望——直到1994年7月，一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突然拜访童增。1994年底，小野寺利孝、尾山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至此，中国受害者通过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要求战争受害赔偿终于成为可能。1995～2004：屡败屡战

　　1995年初，在童增等人的协助下，日本律师团开始了调查取证工作。就在这一年，康健、苏向祥等中国律师加入了民间对日索赔的队伍；同时，王选开始在浙江义乌等地进行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在两年后联合各地受害者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在他们和日本友人的共同努力下，1995年6月～8月，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岗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和“731、南京事件、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诉讼”的起诉书。随后，“刘连仁劳工诉讼”、“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等案也分别提起诉讼。到2004年底，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索赔诉讼共有25件。

　　但是，10年来在日本提出的25起索赔诉讼中，绝大多数已被判败诉。2005～？：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尽管10年来的诉讼之路走得如此艰难，但参与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起码产生了揭示历史真相、教育日本民众的作用——80%的案件法院认定了受害事实，等于是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当年的历史。本组稿件综合《环球》等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向30万亡灵忏悔祈祷

　　尽管两次审理都驳回了赔偿道歉的要求，但号称“永远没有败诉”的王选已经宣称，会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甚至不惜告到联合国。

　　由于所调查的史实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她身心崩溃，患上严重的忧郁症。2004年11月，张纯如在美国加州自杀，年仅36岁。

　　1994年，童增（右四）与战争受害者在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

　　核心辞典

　　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种赔偿主要是在政府之间进行。

　　战争受害赔偿：是指战争中发动侵略的国家因所属军队及个人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他国人民和财产犯下严重罪行所必须由侵略者承担的赔偿。

　　二战结束后，德国对受害国家付出的战争赔偿和战争受害赔偿共约650亿美元，且至今仍然在进行赔付；而日本仅向受害国家支付了10亿多美元的战争赔偿。

　　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0周年。10年来，花岗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等20多件民间索赔诉讼，还没有一起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日本提起诉讼，现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大，接着打下去恐怕会走进死胡同。我们考虑可以把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拿到国内来打，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在接受采访时说。

　　童增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尽快把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拿到中国来打，让日本政府和企业对那些健在的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经过10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把对日民间索赔的官司搬回国内打，从理论上讲，已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朱勇）（新闻编辑：曲兆佳）（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