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耶：我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本报专访阿兰·罗伯－格里耶“新小说派”大师畅论文学

　　格里耶不在意多少人“读懂”自己的书，他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进入”他的作品。

　　我的成名和我的作品没有关系

　　新京报：你说过，你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安迪·沃霍尔的话：“因为我出名，所以我才出名。”可是往往很多走近你的人，他们都没读过你的书。如果你可以选择，是宁愿现在这样，还是宁愿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人认识？

　　罗伯－格里耶：总的来说，我还是不希望被认出来，但如果走在大街上，人家说，啊！这个就是格里耶先生，我也会非常高兴，持续15分钟的高兴。其实安迪·沃霍尔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人们有一种印象：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出名。在纽约，有各种各样的派对，很多都是因为安迪来了才增色，没有他就黯然失色，所以安迪有时候一个晚上不断地出席派对。安迪去世前十几年，一次我在法国一个甜品店里碰见他，他在吃蛋糕。我当时挺惊奇，于是过去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安迪说，对，这里的人都不认识我。他这个人其实不怎么爱说话，跟朋友也一样，在纽约那些派对里也比较沉默，他的交流方式就是拿着还是用胶卷的相机，到处给人拍照。他也给我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可是大概里面没有胶卷的吧，因为我没见他换过胶卷。回到我自己，我的成名和我的作品没有关系。即使我没有成名，我还是会写我想写的。其实我时常在我的城堡里一个人生活，可我有时候也会去旅行，而且专门到那些很多人认识我的地方去，也很高兴应邀参加各种活动。

　　要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

　　新京报：前些时候，让·艾什诺兹、让—菲力普·图森等被冠以“新新小说”作家，作品也引进了中国。在法国，“新小说”或者“新新小说”的现状怎么样了呢？

　　罗伯－格里耶：让·艾什诺兹、让—菲力普·图森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但他们想把书卖出去，这跟我们过去的目的不一样。现在的时代平静多了。没有了杜拉斯，也没有了克洛德·西蒙。像我说的“新小说”，并不是一种流派，甚至不仅是组织起一群志同道合的作家。这种称谓，适用于所有寻求小说新形式，也就是寻求人与世界新型关系的人们。这跟巴尔扎克的文风相反，也跟萨特跟世界保持的那种沉闷关系相悖。

　　新京报：你一向表现出对你的文学批评家心存不满，这种情况是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还一样？是不是从来没有读懂过你的批评家？

　　罗伯－格里耶：读懂我的人越来越多，我有很多读者来信，当然有不少好像是疯子写来的，但我还是能看出一些真正的读者。我认为，还是不能用“读懂”这个词，而是用“进入”。一本作品不仅有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种理解，读者可以发现其中一种或两种意义，也可以附加出新的意义。作为作者，我讲述的是我不理解的一个世界，因此我不承认读者真正读懂了我、读懂了这个世界。

　　我最新的小说《反复》，比我之前的书更难懂，可是在许多国家都出了译本，出版后我到不少国家去签售，发现来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这就证明了现在能被更多人接受。这甚至证明了我一生中的一个赌注是赌赢了，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有人“读懂”我的书，我把这看成一个胜利。我也觉得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要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因为在读的都是年轻一代的人。

　　所以我给作家分类，一批是给已存在的读者写作，一批是给还没存在的读者写作。

　　前一类是公众写了这本书，后者则是书创造了公众。

　　我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世界

　　新京报：可以说你的创作是希望读者跟你一起实验吗？

　　罗伯－格里耶：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是要让读者明白什么，如果你只希望读者读懂你，那读者完全是被动的———你怎么写，希望他们怎么读；现在是读者也参与进来，阅读的时候也像自己也在写东西，这跟过去的方式不一样。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我就写出来，希望读者接受我对世界的这个看法。

　　新京报：那在不断写作中，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逐步多起来了吗？

　　罗伯－格里耶：越来越不了解。

　　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