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忆残云

　　人物纪实

　　文/吕坪

　　他在桂林积极宣传抗日，却险被特务用计捕走；他亲自带着队员走上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装台、卸台，他也和同志们一起动手干，处处都表现出作为队长的好作风

　　当迫于形势和蒋介石的压力，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不得不解散时，陈残云不禁黯然神伤……

　　关于陈残云

　　原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广东省广州市人(1914年—2002年)。1935年入广州大学。学生时代开始文学活动，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三、四届中国文联委员，第四届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第五届中国作协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代表。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山谷风烟》、《热带惊涛录》，电影剧本《珠江泪》、《羊城暗哨》、《故乡情》以及散文集、中短篇小说和诗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曾获得多项文学奖。

　　陈残云在广州大学读书时开始写诗，而且很快就有知名度了。他和大学同学卢劲、朱治平等都是很要好的同学。卢劲等发起组织“虹虹歌咏团”，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经常参加“虹虹”的活动，也积极帮助“虹虹”开展工作。成为歌咏团的亲密团友。

　　1941年3月，“虹虹”为抗日将士募捐寒衣，在香港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震动了香港，也受到文化界的特别重视。接着在当年暑假“虹虹”派出何琼、诸桦、卢佩坚等三人办“暑假文艺讲座”。陈残云大力支持，由他邀请了当时在香港的著名文化界人士如黄药眠、周钢鸣、叶以群、华嘉等讲授各种文艺问题，他自己则讲授诗歌创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批文化人撤离。陈残云则同他的大学同学、也是“虹虹”创建人之一的蓝孔章去了马来亚。不料1942年日军又攻占马来亚，他在日寇的统治下度过了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又艰难地和蓝孔章一起偷越了泰国、老挝、越南国境，于1944年1月到达桂林。

　　在桂林积极宣传抗日，却险被特务用计捕走

　　当年桂林是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城，中共中央南方局很重视桂林的战略地位。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为了争取李济深和桂系民主派共同抗日，派了李亚群同志到桂林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并设立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三人组成的桂林文化工作组，以邵荃麟为组长。所以，在国民党掀起两次反共高潮以后，桂林抗日文化活动仍然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搞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

　　当时，在党领导下的原香港“虹虹歌咏团”的主要骨干和部分团员有20多人先后到了桂林。以第二任团长朱治平为首开展活动。我们有的找到了职业，有的还在读书。朱治平住在经堂街，并成立以朱治平为首的秘密核心小组。并且明确这个小组的任务主要是:一、找寻党的组织；二、尽自己的力量开展抗日宣传。在核心小组的周围已经团结了几十人。我们这些青年人就以经堂街为中心经常聚在那里唱抗日歌曲、读进步书刊、讨论政治形势，并从《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弄到《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分别寄给散处各地的进步青年。

　　陈残云回到桂林以后，在漓江岸畔的訾洲租了一间小木屋，专心写作，空闲的时候也到经堂街，与这些青年朋友聊聊天。因为1941年“虹虹”办了暑期文艺讲座，陈残云又在讲座主讲诗歌，我们本来就很熟悉。他来到经堂街，大家都还是要他多讲一些文艺问题。到吃饭的时候，有时一二十人在一起，一大碟蒜头豆豉焖豆腐，一大碟牛肉炒芥兰，外加一碗炸花生，他和我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嘻嘻哈哈，吃得很高兴。

　　这班青年在热情地学习着工作着，甚至当桂林有个报纸发了一条所谓消息:“香港奸匪‘虹虹歌咏’团有几十人已混入桂林。”我们仍未引起警惕，认为抗日又不犯法，因而活动如常。

　　陈残云有一天晚上从经堂街回到訾洲住处，房东大婶告诉他，刚才有个军官来找他，见他不在，留下一张纸条，说是参谋长太太有急事，请他回来马上到她府上去。他觉得很奇怪，想了一晚，也想不到有哪个女同学或者女朋友当了参谋长太太，便没有理会。本来，他原先就约定了第二天早上和两个老同学朱治平、蓝孔章饮早茶的，到了约定地点，只见蓝孔章一个人很焦急地站在门口，看见陈残云来了，走过来悄悄地对陈残云说:“老朱昨晚被捕了！”这个消息来得是那么突然。他惊愕地望着蓝孔章，一时没了主意。过了一阵才回过神来，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朱治平也是特务用参谋长的名义“请”去的。听到朱治平被捕的经过，他马上想起了昨晚那张条子，不觉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并为他这个老同学的命运担心。

　　我本来也上了黑名单，是当时在广西大学工作的黄焕秋同学知道了消息，立即告诉我，马上撤离，并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同时与一些未被捕的同志联系上。才知道共有十一个人都是被那些特务用同样的方式“请”去了。除朱治平外，还有彭枫、陈坚、黎景安、诸桦、司徒坚、朱玑、江泽光、李文、黄祖发。这次有这么多人被捕，后来才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要全部抓起来。

　　东奔西走营救同志，出任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队长

　　一天我去和同志联系，在路上碰到陈残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他更加焦急了。陈残云觉得，这些被捕的同志被秘密关押起来，总得有人去设法营救，同时还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觉得自己虽然也有危险，但在桂林还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化人，社会关系也多些，有义务留下来做这个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残云不仅是个知名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那几天他冒着危险四处奔跑，先后找到邵荃麟、周钢鸣、华嘉等同志，请他们共同设法。并请邵荃麟把这个事件告知当时在桂林的李济深，请他出面讲讲话。

　　过了几天，我们探听到一些被捕的同志关押在国民党“绥靖公署”的牢房里，但几个年纪较大的同志朱治平、彭枫、黎景宋等仍然下落不明。陈残云急于进一步了解情况，冒险亲自去探望朱治平的妹妹朱玑。当时朱玑才是个初中学生。陈残云鼓励她不要害怕，还告诉她，大家正在设法营救他们。最后只有朱治平、彭枫、黎景宋被继续关押着，其他人员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陆续释放。朱、彭、黎三人是在日军大举进攻湘桂、桂林紧急疏散时，连看守监狱的特务们也自顾不暇，仓惶逃遁，朱治平等几个同志才冲出了牢门，在桂林大火中沿着湘桂铁路，跟着大批逃难的老百姓走到柳州。

　　到1944年5月间，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交通线，向长沙、桂林大举进犯。在西南危急、桂林震动的时刻，桂林文化工作组通过田汉请李济深领衔在6月10日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并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这个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沈钧儒、郭沫若等19位知名人士联名致电李济深、何香凝、田汉等，表示誓为后盾。在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运动中，又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随后又组建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田汉同志自告奋勇担任总领队，大家推举陈残云同志为队长。邵荃麟同志还要华嘉同志担任总队秘书，和陈残云一起协助田汉工作。文抗队的领导大致是这样分工的:田汉以他的声望，主要是做上层工作，陈残云主持队里的日常业务，华嘉主要是搞好各方面的协调。

　　田汉极为重视队伍的思想工作和业务提高，由他亲自邀请当时在桂林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金仲华、梁漱溟、黄药眠、欧阳予倩、熊佛西、刘思慕、狄超白等作报告，分成群众工作、戏剧、美术四个小组工作讨论，然后由陈残云来作小结或总结。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文抗队和广西艺术馆等联合举行了文艺晚会。文抗队演唱了由田汉写词、姚牧作曲的雄壮、激越的文抗队队歌，演出了《军用列车》和“希特勒垮台”两个话剧。当时苏联红军进行着战略大反攻，已经进入了德国国境，希特勒正被搞得焦头烂额，华嘉同志连夜写出了《希特勒垮台》这个剧本。在安排演员时，谁来演希特勒呢？残云知道我在香港时是演话剧的，就说:“你来演吧！”这一下把我吓着了。我说:“不行不行，我过去虽然演过话剧，但未演过反角，现在要我来演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坏蛋，怎么行呢！”田汉在旁边笑起来，跟着说:“不用怕，我来给你当导演。”田汉是个很干脆的人，说干就干。他真的拉着我动手排练起来。他分析了角色以后，强调说希特勒是个疯子，动作不妨夸张一点，在讲到“我要整个欧洲，整个世界”时，要突出“整个”的语气。我演罢下来，陈残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不是呢？还不错嘛。”

　　迫于形势和蒋介石的压力，文抗队不得不解散，陈残云不禁黯然神伤

　　这时，日军急于打通粤汉线，来势很猛，已经围攻衡阳。正在国民党军队向南节节败退的时候，8月1日文抗队却向北朝着前线出发了。我们列了队，以文抗队的队旗为前导，队长陈残云喊声“出发”，80多人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走向桂林火车站。那天去为文抗队送行的场面十分热烈，桂林各界人士上千人来送行。文抗队全体队员，在陈残云的领导下高唱着队歌，雄壮的歌声随着火车缓缓地向兴安驶去。

　　文抗队到达兴安，队员们纷纷工作起来。田汉偕同陈残云、华嘉等先后拜访当地驻军首脑、国民党的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这是礼节性的拜访，同时也带来了在桂林国旗献金大游行时获得的捐款慰问驻军(一部分捐款送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文抗队先后到达兴安、全州，陈残云除了执行他的队长职务外，其他工作他都是带头干的。在兴安，他亲自带着郑震、江克明、彭英明等走上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装台、卸台，他也和同志们一起动手干，处处都表现出作为队长的好作风，没有一点队长架子。

　　文抗队在兴安、全州两地的抗日宣传活动，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起了巨大的作用，当地军民反响强烈。可是，8月20日，李济深从桂林发来一个急电，要文抗队“立即返回桂林”。同时还暗示，蒋介石有解散这个队伍的企图。当天晚上，陈残云和华嘉一起同田汉研究了一个整夜，快天亮了，才统一了意见。由于国民党要解散文抗队，如果坚持下去，难再得到给养、补充，同时队员们更有被捕的危险。田汉认为他自己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身份，国民党暂时还不致于对他怎么样，于是他决定自己带着林堃、韦敬文、彭英明、郑震、江克明等几个队员组成小分队继续上前线。由陈残云把大队带返桂林。

　　这时，日军已迫近桂林。文化界人士大都先后撤离。回到桂林后，得知著名老作家王鲁彦不幸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病逝。大家更是感慨万分。安葬那一天，陈残云带着文抗队全体队员为他送殡。在墓前邵荃麟主持了简短的追悼会。在这悲伤的场合，文抗队又面临解散，作为队长的陈残云不禁黯然神伤，眼眶闪着泪花。

　　8月24日，由欧阳予倩召开有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宣布了桂林文抗协会关于结束文抗队的决定。随后陈残云和华嘉对有关人员作了妥善的安排，他自己也转到柳州去了。

　　在罗浮山东纵司令部加入共产党，并立即接受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文化界抗战工作队被迫解散后，他到了柳州。会同朱治平、彭枫以及于逢、易巩等人沿着湘桂铁路一路停停走走，一直走到贵阳。狄超白通过周钢鸣转达了党的南方局的意见，要他们到广西苍梧大坡山李济深处做敌后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陈残云又带领着他们背起背包从贵州安顺徒步走到百色，找到当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高级参谋的中共特支书记左洪涛。左洪涛给了他们一些路费，司令部参谋长张励还交给他们一个紧急的临时任务:尽快赶到玉林去找原来是十九路军的玉林专区负责人罗活，把已被扣押的原十九路军著名抗日将领张炎转移到四战区司令部保护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杀害。陈残云等接受了这个紧急任务，立即跋山涉水从西到东反过来又横贯整个广西赶赴大坡山。不料刚走近玉林，在路边赫然看到一座新坟，上面写着“张炎之墓”几个大字。原来张炎已经被害了。陈残云等只好加快速度到大坡山找到李济深，李济深决定组建勤工队。陈残云、朱治平分别担任正、副队长。

　　李济深打算建立敌后民主根据地，可是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同共产党中央联系不上。现有的电台无法与中央接通。当时南方局派来的狄超白也到了大坡山，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也不能决定。经过与李济深研究，决定派陈残云去东纵，以便与中央取得联系。行前胡希明交给他一份周恩来同志的电台呼号。于是陈残云直奔广东罗浮山冲虚观东纵司令部，找到尹林平、曾生、王作尧等同志，同时也见到杨康华、饶彰风、李嘉人。过了两天，李嘉人交给他一张小纸条，说这是直接与周恩来同志联系的密码，请他回去当面交给李济深，并说以后的工作可由李济深直接与周恩来同志联系。同时还告诉他党中央有个重大决策:准备组建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任司令，以东纵和珠纵为主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反攻广州。陈残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极为兴奋。正在这个时候李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陈残云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立即赶回大坡山。在途经肇庆的一个晚上，他高兴地知道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回到大坡山时，由于形势急剧变化，预定的计划已经改变。李济深应张发奎之邀去了广州。为了适应形势，陈残云与朱治平等研究决定:政工队没有必要再去广州了，就地复员。他自己仍以作家的身份到广州，朱治平和其他人员则分别回到广州和香港。

　　全国解放后，陈残云先后任华南文艺学院秘书长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并写出了《香飘四季》、《热带惊涛录》以及电影剧本《羊城暗哨》等传世之作。

　　陈残云于2002年去世。从1940年起，他就带领我们在文艺界里闯荡。特别是在桂林那一段艰难的岁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图:

　　青年时代的陈残云。

　　1979年广东省“文代会”期间，陈残云(右一)与杜埃、周钢鸣、肖殷在一起(左起)。

　　晚年的陈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