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不杀”争议后的惩治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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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近日都明确表示，所谓“有关方面正拟议取消对贪污腐败等非暴力罪行判处死刑”的说法不实，人大和最高法并没有考虑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刑作出修改。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眼中，非暴力罪行死刑存废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不杀”贪官的问题。公众力挺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直接体现出老百姓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官员的痛恨，更反映出现有惩治腐败政策的震慑力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切惩治政策的震慑力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惩罚的必然性，即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代价的惩罚；第二是惩罚的快速性，即惩罚会紧随违法犯罪行为而至，正义的裁判总能及时降临；第三是惩罚的严厉性，即惩罚会给违法犯罪者带来远远大于其犯罪行为收益的成本和代价。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惩治政策的实际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

　　现有的惩治腐败政策，恰恰在必然性和快速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人们发现，总是有许多贪官污吏能够逃脱惩罚。据官方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500多人已逃至境外。除却那些在逃贪官外，还有不少腐败官员依旧在位。

　　人们还发现，正义的审判似乎总是姗姗来迟。腐败的“潜伏期”越来越长，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边腐边升”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遭受法纪惩处之前，腐败官员们还可以享受相当长时间——虽然我们笃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这样的“时候”未免太过遥远。

　　贪官不必然受到惩罚，就是受到惩罚也不及时——这两方面的原因，激发起公众对惩罚严厉性的过分关注。当惩罚的必然性和快速性都无法令人满意之后，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惩罚的严厉性，来增加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而就严厉性来说，死刑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在惩治腐败方面，公众将“杀不杀”贪官当作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在一个有效的惩治政策中，惩罚的必然性、快速性、严厉性缺一不可。光“杀”贪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对贪官采取“剥皮”的残酷惩治政策，照样阻挡不住百官共腐之乱。

　　(原载9月2日《中国青年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