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少年时代

　　今天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让我先唱一支歌：“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个光啊我的好老乡……”我就是在这首歌鼓舞下，12岁时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我父亲原在东北军当兵，入关后落户于天津。“九一八”事变那年我出生于天津。六岁进小学，又赶上卢沟桥事变。随母亲逃难回到山东老家。开始天天有中央军从村中经过向

　　天津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父亲在铁路做工，白天要挨日本工头打骂。夜里又随时有日本兵来搜查，他们端着刺刀闯进屋里，翻箱倒柜，我和妈妈躲在墙角浑身发抖。有次，他们翻出一张我父亲穿东北军军装的照片，就对我父亲拳打脚踢，打得他头破血出，把我家桌上东西全都砸碎后才离去。

　　学校恢复上课后我去上学，课本变了，唱的歌也变了。原来念的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时却改念成：“太阳红，太阳亮，太阳明光光。”从前唱“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耕尽世界不平地，播下五谷庆丰登，民族平等，革命成功，人情进化，世界大同……”这时旗帜换成日本旗了，唱的歌改成了“旭日照东亚，中日协和是一家”。街上到处有日本军人站岗，中国人经过要向他们脱帽行礼。小学二年级就要学日文。汉奸组织新民会派来的教员一边教日语，一边进行奴化教育！

　　我刚上到四年级，父亲干活时跟日本工头打起来，把日本人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又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建立县、区抗日政府，各村都有民兵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干部来给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从这时起我正式走上人生之路。高凤林同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他原是乐陵的中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交通站几个点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凤林俩人在一起。有时他一人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寄放在堡垒户老乡家。堡垒户是个外来铁匠，姓张。鬼子来扫荡，他就叫我在院子里给他拉风箱，他烧火打农具，鬼子进来搜查，他说我是他儿子。我和高凤林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进行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纪律和教导我工作方法。不仅言教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叫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再把腰一弓，拉我就跑。

　　我也遇到过惊险的场面。有一次，高凤林拿来一叠彩色的日文传单。命我趁赶集人多的机会，把它撒到有据点的村里去。我把传单塞在衣服内，匆匆往集上走。半路经过一个村庄。村头站着两个人嗑瓜子。一个十七八岁，一个跟我一样大小。那个大的看见我就说：“过来，有话问你。”我站住脚说：“问什么？”他问：“你是哪村的？上哪儿去？”我说：“邓庄的，赶集去。”他说：“过来，我搜搜你！”我说：“搜啥？我什么也没有。”说完我拔腿就走，他俩就紧追。前边有条沟。我刚停脚。大孩子就抓住了我的衣领。把手枪顶在我脑袋上喊道：“跑！再跑我就开枪。”小的趁势就把我双手拧到后边，大的伸手从我身上搜出传单来。看看说：“上头都是鬼子字。好人有带这个的？当我们不认识你呀？在据点里见着你多少回了。”说完使劲把我一推说：“走，有话到村里说去！”

　　进村后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牲口棚子里，大的拿枪看着我。小的拿着传单去报告。我想：这回完了。传单搜去不要紧，可我绝不能说出这传单是谁给我的。开始还算镇静，心想：“不就是一死吗！学习革命英雄，誓死不作亡国奴！”可一想起那晚上汉奸们动刑的情景，就紧张起来了。死不可怕，那个罪可受不了。他们不是说我要跑就开枪吗，等一会儿带我出去时，我撒腿就跑，引得他们开枪。正想着那小孩领着个大人来了。大人看了看我说：“你是邓友梅吧？”我说：“是，怎么着？”他把传单递给我说：“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他说：“原来你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呗。”我迟疑地站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说：“还不快走，呆会集就散了。”我问：“你们是谁？”那人说：“这个你别问，叫你走你就走！”我不相信事情就这样完了，就斜着身子，眼盯着拿枪的大孩子往门口退，打算出了门就撒腿跑。那大人笑了笑说：“快走吧，怕他开枪啊，那枪里没子弹。”我这才扭头跑了出去。

　　我赶到集上时，集已快散，完成任务后回村就晚了。见到高凤林我正要说明迟回的原因，他却笑着说：“今天辛苦你了。快洗洗脸歇歇吧，今天的事我知道了，你表现得不错。”

　　后来，我随高凤林去参加一个会。在场的有几个人，看见我就指指划划地笑。我问他们笑什么，谁也不说。至今不知道那次是场误会还是高凤林布置好了考验我。

　　抗日战争令我度过艰辛的少年时代，也使我受到了党的教育和那个时代的磨炼，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这就是个人生活境遇可能变，爱国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紧紧相连的。这段艰苦的历程，还充实了我的写作资源。我的小说《据点》、《猎户星座行动》等，都带有点自传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