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步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序

　　今年是二战胜利60周年。1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详细报道了44个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一起参加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参加者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当年打开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的苏联老红军战士，两千来名当初集中营的幸存者，许多国家青年团体的代表，以及本地居民。这是二战结束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举行的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国家的官僚，像其他许多国家的一样，躲在了官僚体制之后。我们躲在虚辞之后，我们没有做那些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爱尔兰应该为二战中所做的许多事感到羞愧。”

　　二战期间，爱尔兰出于本身的利益，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暧昧。现任总统主动地为前人承担责任，显示出高风亮节，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文汇报》在同一版刊出震海的《知耻而后勇》一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达600多万。“然而，战后德国政府敢于正视历史、真诚接受历史教训的一系列举措，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立法铲除纳粹可能滋生的土壤，在国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展开公正的历史教育，无条件支付约合400多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以示赎罪。”

　　作者最后写道：“平心而论，如今绝大多数德国人、日本人都不必为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犯下的侵略和大屠杀罪行而受到指责。但是，他们，特别是政府的领导人应该承担一种特别的责任。施罗德说得好：‘记住纳粹时代是精神上的义务——我们不仅仅亏欠（集中营、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也亏欠自己。’知耻而后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勇于自我反省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只有勇于自我反省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尊重。否则，将继续‘亏欠自己’，‘亏欠’他人。”

　　萧乾于1995年8月15日写了一篇题作《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的千字文。此文获“雪津杯”杂文征文一等奖。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鉴于《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比十年前更具有针对性，借着《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的机会，作为附录（一）收在书中，以飨读者。附录（二）《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建立在两条公路上的跨国友谊》则是笔者参考萧乾的挚友吕德润先生所著《远征缅北》一书写成的。

　　《大公报》的同事中，吕老是几十年间跟萧乾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位。进入晚年，1986年吕老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90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二人在同一座楼里办公，经常一道开会或参加外事活动。谨在这里祝愿奔九十的吕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