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子，我跟定了共产党”

　　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本报专访三位抗日老战士

　　三位抗日老战士回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日，对张大中、肖英和单昭祥三位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来说，这一天，他们的心情很不平静

　　张大中

　　现年８５岁，离休干部。１９３９到１９４５年，先后在北平和晋察冀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负责接送来往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北平、天津之间的地下工作人员。其间，他每年都要几次化装成学生模样，穿蓝布大褂和皮鞋，潜入北平联系地下党，参与北平地下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对口话躲过日军盘查

　　张大中是在１９４０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回忆起当年的地下党工作，张大中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北平人的不屈和爱国热情。当时的北平，日本人统治特别严，随时随地都有宪兵队沿街或进老百姓家搜查，发现进步书报、抗日宣传就要抓人。然而，“北平老百姓爱国热情很高，对党的地下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张大中说，自己先后在北平的十几户人家住过，“他们本身家庭都不富裕，可是他们省吃俭用，借钱也让我吃上饭。”每次秘密行动，张大中都要和他所住的家庭准备好口话，比如“来这家做什么的”，“是何关系”等，以应付日本宪兵的盘查。在老百姓的保护下，张大中几次化险为夷，成功完成了任务。

　　张大中８２岁的老伴安捷老人当年只有１８岁,也担任秘密联络工作。伟大的爱情就在志同道合的情境下产生了。回忆起当年，张大中由衷感慨道：“怕死是做不了地下党工作的！”

　　古井里秘密商讨斗敌策略

　　肖英

　　抗战期间化名王英，现年８５岁，离休干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在家乡冀南广宗县担任县委书记，领导人民同日军和汉奸斗争。

　　肖英是在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冀南广宗县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４１年８月，日军开始频繁对广宗进行扫荡，烧杀掠夺，民不聊生。广宗县２１０多个村庄，１１万人口，日军共建３６处据点，常驻日军四五百人，伪军警宪达三千多人。肖英回忆道：“当时站在任何一个村落，都可以看到日伪据点。”日军还强令村民按时去据点照相，登记后发良民证，外出者认证不认人。

　　在此形势下，１９４１年底，广宗县前县委书记赵一贪生怕死投敌叛变，被任命为日宪兵队长，开始指认和抓捕共产党员，顿时使对敌斗争形势雪上加霜。这时候，组织上找到肖英谈话，问他：“你敢当县委书记吗？”当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肖英想都没想，回答道：“我是组织部长，我不当谁当？！没人当，老百姓怎么办？”当时肖英２１岁。他说，那时只有一个念头：“担子要担起来！要坚持下去！”

　　那时，日伪军每到一个村子就集中老百姓，并且扯着画有肖英头像的布旗高喊，“抓住活的王英（肖英抗战时期化名），赏１００万日本币！抓住死的，赏５０万到１００万日本币！”当时，县委工作几乎全都转入了地下，县委７人，每人划分一个区，领导斗争工作，然后每隔７天碰一次面，高粱地、谷子地、果树林子、古井都成了碰头儿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对付敌人的方法。肖英说，当时很多干部都深受毛主席《论持久战》的鼓舞，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也是《论持久战》。

　　“它使大家看清了形势，坚定了信念，明白一定咬紧牙关，度过最艰苦的两年。”肖英说。

　　胜利之夜我失眠了

　　单昭祥

　　现年８４岁，离休干部。抗战期间，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沂南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兼警卫队指导员、沂北县公安局局长等职，参与反扫荡、反“伪化”工作。

　　１９３８年值卢沟桥事变一周年，整个民族一片抗日声，“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６７年过去了，单昭祥闭起眼睛，当时的抗日声浪似乎就在眼前。当年，单昭祥只有１６岁。他说，自己是读过几年书的人，深深地明白：决不能做亡国奴！“冲着打鬼子抗日坚决，我跟定了共产党！”

　　回忆起惊心动魄的大安子突围战斗，单昭祥觉得就像是发生在昨天。１９４０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毁灭性的大扫荡，企图毁掉“沂蒙抗日根据地”这把插向敌后的尖刀。时任沂南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兼警卫队指导员的单昭祥带领县公安局警卫队进行突围。“鬼子的机关枪打到脚底下，像火老鼠一样嗖嗖地窜，从耳朵边飞过去，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打不着是万幸，打着了那就没命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来时，单昭祥担任沂北县公安局局长。他说，当时老百姓都高兴地跳舞。那个晚上，他失眠了。“回想一下，我丢命的机会太多了，大大小小的战斗，还有一次得了伤寒，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有鬼子进村，老百姓就将我抬到山里，鬼子走了，又把我抬回来——没有党和人民，我活不到今天。” 说到这里，８４岁的单昭祥眼圈红了。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党和人民呀！”单昭祥说。

　　晨报记者 王娜／文 佟一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