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的变化，广州的文化界、文化人呈现出两种趋势、两种状况。一方面，由于日机轰炸的威胁，出现了当时人们所批评的“教育逃难”、“文化的沉寂”。大中学校“停办的停办，逃避的逃避”，“因为大多数教育者或大多数学生离开城市的结果，造成了广州文化界的荒凉”。人数减少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受到了影响和冲击。但另一方面，则是救亡文化的勃兴。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言论
的限制；也由于上海沦陷后，进步文化人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汇集广州，一些过去被当局迫害逃离广州的进步人士也重新活跃。上述情况，为广州抗战文化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出版业进入繁荣时期为适应救亡运动的要求，让读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和抗战动态，各报刊加快出版周期，除出版日报外，还出版周刊、旬刊等。双月刊、月刊一类期刊，均采取求快的措施，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旬刊改为周刊。出版机构猛增：除已有的出版机构外，许多机关、团体、部队纷纷成立出版机构，或以机关、团体、部队名义出版各种读物。战时广州出版机构共有71家。出版物丰富多彩：主要报刊有七八十种,出版书籍先后达160多种，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和知名文化人的著作。
文学创作生机勃勃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巴金主编的《烽火》、蕲以主编的《文丛》、欧阳山主编的《光荣》等几十种文学刊物，在广州出版；茅盾、夏衍、巴金、沙汀、钟敬文、何思敬、林焕平、陈残云、草明、郁风、欧阳山、黄宁婴、雷石榆、蒲风、司马文森等，在广州发表了不少作品，蒲风的《抗战三部曲》、黄宁婴的《九月的太阳》、陈残云的《铁蹄下的歌手》等诗集；司马文森的《广州四月的轰炸》、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等报告文学；欧阳山的《一个广州的谜底》（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岭南文学的代表作，岭南新文学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话剧活动空前活跃抗战爆发前后，广州话剧活动已十分活跃，成立了锋社、蓝白、艺协三大剧社；各学校戏剧团体纷纷成立，主要有春雷剧团、奔风剧团、前锋剧团、邮局剧团、炬流剧团等；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走私》、《汉奸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黑地狱》、《雷雨》、《日出》、《飞将军》、《保卫卢沟桥》等。1938年3月历史剧《黄花岗》的公演，标志广州剧坛的繁荣。
音乐美术创作广泛流传此外，在音乐、美术方面，音乐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全国总动员》、《保卫华南》等歌曲，民众歌咏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著名的抗战歌曲，音乐家马思聪等举行筹款义演。省港地区为救亡而兴的新兴木刻和漫画创作异军突起，漫画、木刻等贴近大众的艺术作品，在报章杂志和街头壁报上大显神通，广州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中心。以李桦为会长的现代版画会出版了《木刻界》、《现代版画》刊物。该会曾举办“抗战木刻展览”，并由赖少其带到广西柳州、梧州、南宁和桂林等地展出。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年代。（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