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勇敢少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透过时间的硝烟，残酷的战争中，隐现着无数中国少年稚嫩的脸，他们或许还不到一枝步枪的高度，却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战争。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不会走上战场，但他们明白已经没有选择。

　　小小年纪，已知精忠报国。

　　少年从军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海外滩码头，日军岗哨刺刀寒光闪烁。12岁的董坤明镇静地走过，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

　　董坤明是个孤儿，1938年进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工华难童收容所。在难童收容所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39年春节去慰问“四行孤军”。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后，谢晋元奉命率领部队撤退到租界。四行孤军随即被租界当局关禁在胶州路营房。中国军队被外国人囚禁在自己的土地上，这让董坤明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耻辱。董坤明秘密离开上海时，前来迎接的交通员事先准备了一套应付敌人盘查的话。为了避免差错，交通员要他事先背诵了好几遍，完全无误后，才带着他上船离开上海，经常熟横泾乡到达常熟东塘镇，正式参军。

　　1940年，徐道明16岁，离家参加新四军。具体日期已想不起来，他只记得那是春天，自己走过了一片又一片油菜花地。徐道明偷偷离开了上海南汇的家，他富有的父亲还以为儿子被绑架了，甚至准备好了赎金。回忆当初为何参加新四军，徐道明说，动机很简单，“不愿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当亡国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跟徐道明一样，17岁的英俊少年郑大芳也是不甘亡国奴的屈辱走上从军之路的。郑大芳家住上海闸北，上学路上要经过日军宪兵司令部，时常被日本人刁难，被迫鞠躬行礼。

　　1939年年初，高一学期尚未结束，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参加“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乔装通过敌占区，从浙江经江西到皖南，毅然留在了新四军。

　　受哥哥郑大芳影响，1941年8月，年仅15岁的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跑到苏北投奔了新四军。1944年4日，母亲曾英又带着13岁的郑仲英、11岁的郑国英和9岁的郑雪英来到根据地。在孩子衣服里，藏着机密情报——上海的城防图。

　　烽火岁月

　　大哥郑大芳牺牲时，郑慈18岁，兄妹俩隔着一座山。她没有见上哥哥最后一面。哥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想见我妹妹……”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死亡已经司空见惯。

　　徐道明回忆说，冲锋或撤退时，身边的人猝然倒下，便永远也站不起来。

　　参军三个月，徐道明就参加了6次战斗。他先当机枪手，每逢战斗，捷克造轻机枪一响起来，日本鬼子不被打死，也趴着不敢动了。一次战斗，一名战士脚被炸断，抬下去时对徐道明说：“你已经是一个老兵了，要像一个老兵……”他感动得哭了，那时他入伍才三个月。

　　战争的洗礼让人迅速成长。跟董坤明一样从上海难童收容所参加新四军的王根发，15岁牺牲时已当上了连指导员。1940年，新四军第一支队北撤过封锁线时，与鬼子作战，王根发腹部中弹，坚持不上担架，行军三里，猝然倒在一片麦田里。董坤明跟郑慈一样是卫生兵，他说，那时候很羡慕战斗兵，能够拿着枪跟鬼子拼命。

　　一次在苏浙皖交界的广德县的小山上，董坤明和伤员们与日军搜索小分队遭遇。“连敌人说话声我们都能听到，好在山上都是大毛竹林，虽然距离近，但看不见人。大家挤在一起，不敢出声，握着准备同归于尽的手榴弹。敌人向林子里乱开了一阵枪，没发现我们就离开了。”

　　胜利时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董坤明随部队攻入江苏溧阳，作为胜利和成年的见证，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张大头照。一张充满稚气的脸，笑得好甜。那一年，他刚刚18岁。

　　郑慈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44年的新四军6师16旅医务人员的合影。苍颜白发的老人常常轻抚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百感交集，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许多战友的名字：那几乎都是一群孩子，很多人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抗战时期，到底有多少少年儿童离开家乡投入抗战，恐怕多得已无可考证。许多孩子未及成年就血荐轩辕……

　　“我是做医务工作的，我记不清送走了多少同志，他们是我的战友、兄弟……很多烈士牺牲时，连名字都没留下来。”郑慈说，“为了民族解放，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牺牲时是那样的自如、坦然。他们把未来的事业寄托在我们活着的同志肩上，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抗战期间为祖国捐躯的战士们，珍惜胜利来之不易！”

　　当年面孔稚嫩的小兵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他们无法忘记当年的战争与战友。譬如徐道明，现任新四军沙家浜部队老战士宣讲团团长，迄今已做过800场次讲座。他说，要让孩子们记住历史，记住在那个民族危难的年代，中国孩子的悲苦与热血。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金旼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