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法》：维权应重于处罚

　　张贵峰

　　近日，一则新闻被媒体广泛报道：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第一部规范国家教育考试的法律———《国家教育考试法》已由重庆专家起草完毕，目前已进入征集意见和立法讨论阶段。

　　我们注意到，“使打击考试作弊有法可依”、“舞弊行为将视为违法甚至犯罪”，是许多关注的重点。冀望于《考试法》从法律的高度规范考试行为，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无疑非常值得期待。不过，在我看来，更值得期待的也许还是，《考试法》的根本价值———保障考生的考试权益，换言之，期待《考试法》成为权益法，而不仅是处罚法，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因为毕竟，防止考试作弊也好，追究舞弊者法律责任也罢，从考试法治的意义上讲，都只是手段，而维护落实参与者的考试权益，才是其最终价值目的。

　　基于这种理解，对《考试法》的权益期待，我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重视。

　　首先，从纵向的考试活动流程上看，除了考场之外，考试权益范围还包括出题、报名、录取等多个环节。很明显，这些构成一个完整考试过程的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背后，都有相应的公平公正问题，直接关系到考试参与者的权益维护。以“报名”为例，如报名条件如何制定、取舍的依据是什么？考试费用该怎么收，标准是什么？再比如，在“录取”过程中，考生是否有权在第一时间免费获知自己的考试成绩？对有疑问的考试分数是否可以查卷？等等，显然都是我们期待《考试法》能给予明确规范和切实保障的考试权益。

　　再从横向的考试关系格局上看，与考生相对应的是，监考者、阅卷者等考试组织者方面。如果我们承认“服务考生”乃考试活动的本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也会承认，在“考生”和“考试组织者”这对权责关系中，责任约束的主体是后者，而权益的主体是前者，也就是说，制约组织者权力、保护考生权利，应成为《考试法》维护的基本考试法治秩序格局。然而，近年来，在各类考试中，这方面问题显得非常突出———比如，为了组织者的监考方便，考生的权益往往成为“严格考纪”名义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诸如“禁止考生在考试中途上厕所”，“提前交卷也不得离开考场”之类的“霸王”条款。无疑，纠正这种以管理者“权力”而不是考生“权利”为中心的考场管理逻辑，就成为我们对《考试法》的又一个重要权益期待。

　　最后，我想，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期待应该是，希望《考试法》能名副其实，成为所有考试的权益法，将一切国家考试都纳入其调整范围，而不只限于“教育类考试”。没人能否认，在今天，涉及人才选拔、资格认定、能力鉴定的各种类型考试，已远远超出了教育范畴，如司法部门组织的司法考试、人事部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等等，而与高考、考研、四六级等教育考试一样，这些考试也都存在各种急需解决的考试规范、权益保护问题，因此，如果囿于部门管理分割，同样性质的考试问题，不能通过统一法制的方式得到解决，那么，不仅《考试法》的考试秩序规范、权益保障能力难免会打折扣，而且也不利于国家法制的完整和法治水平的提升。（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