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仙桌

　　两口榆木柜靠着北墙、一张八仙桌摆在地中央，这些就是我家老屋里的全部家当。

　　屋子里摆着八仙桌的，定是小屯里的殷实人家。听父亲讲：老乔家在小屯里也曾是大户。乔家是世传的瓦匠门户。我爷爷曾为五个儿子每人盖了一座带院套的五间房。五个院子紧挨着。父亲排行老五，屯里人称他乔老疙瘩。我家的院在最西头。我懂事时，我家东边那四个院早已分别改姓了郭、刘、张、王。

　　我家五间房中西边的两间半，也曾有10来年改了姓。家里买房卖房等大事，都是父亲在八仙桌上拍板的。

　　我在炕上咋疯都行，炕蹦塌了，当瓦匠的父亲大不了和点泥费点事。但父亲绝不允许我的屁股或是脚沾上八仙桌。八仙桌像敬神的祭台一样不许亵渎。当然，我家的八仙桌招不来李铁拐等诸位神仙。我家八仙桌前正襟端坐着的，是一家之长的父亲。每当父亲在八仙桌前沉思着，一杯一杯地溜着茶水，我就预感到家里要发生大的事情。果不然，第二天上午，父亲请来了小屯里的一位白胡子秀才；另一位是我叫洪二大爷的老国高。他们戗戗了老半天，最后，白胡子戴上了老花镜，父亲立在八仙桌旁笔墨侍候，老花镜嘴里念念有词，笔下龙飞凤舞，———一张黄纸的文书（房契）为“界”，我家厨房两个锅台之间就成了“沙头角”———一半依然姓乔；另一半姓了洪。

　　几年后，还是在八仙桌上，白胡子换成了黑胡子，又一张黄纸，我家的那一半房子又回归了乔家。

　　我家的八仙桌也有办公家事的时候。那就是生产队的会计借我家的八仙桌搞秋后算账。忙碌一年了，社员们都想知道当年的分值是多少，每天挣的8分能合多少钱。一时间，我家的八仙桌，磨热了小屯的目光、堆满了小屯的闲嗑。那些年，小屯人挣的工分都是按厘算的，从来没进位成角。队长当当地敲起了老槐树吊着的那截道轨。我家的八仙桌前便排起了分红的乡亲们，人们用粗糙、僵硬的手指舔着唾沫数着几张、最多十几张汗水浸透的钞票，脸上还是比平常添了几许古铜色的欢颜。一年到头，一家的劳动力合起来能开五六百元的，在小屯里那就是“牛黄狗宝”了。有不少人家，干了一年的工分钱，不够扣粮杂费的，还得倒贴。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那是阿庆嫂家的八仙桌。我家没有那么多客人，也招待不起那么多客人。来了常客，就在热炕头摆上炕桌小葱蘸大酱，大不了加俩咸鸭蛋。只有来了“稀客”时，才将有荤腥的碟碗摆在冰冷的八仙桌上。

　　转业的哥哥，回家探亲了。第三天，大黑汪汪直叫，只见一个脸上搽着粉妖里妖道的老太太，叨着个长烟袋，拧着小脚走进了我家的院子，后边还跟着一位羞羞答答的姑娘，母亲喝退大黑，将二人迎进屋，让在八仙桌旁坐定，烟笸箩、红糖水就摆上来了。一袋烟工夫刚过，母亲就喊我帮她满院子抓鸡，接着又喊我拉风匣，勺子碰锅叮当响，八仙桌上就摆得了香喷喷的饭菜。母亲在围裙上擦拭着手，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给你哥说媳妇呢，你捡粪去吧。

　　没几天，哥哥买回了香喷喷的雪花膏、小镜子、带喜字的洗脸盆，哥哥的媳妇要进门。结完婚要回请，还要钱。没钱咋整，得朝队上借，得经队长批，得请队长、会计喝“猫尿”。没招，我家院子里又少了一只鸡，风匣又是一阵喘，锅勺又是一阵叮当，八仙桌上又是一片飘香，我又捡了一筐粪。

　　哥哥、姐姐都已单立门户，我家趁五间大瓦房、一个敞亮亮的大院套。父母人缘好，父亲每月能开90多元———全屯数一数二的人家。我十六七时，上门说亲的就踢破了门槛，挤歪了门框，媒婆说，老乔家院墙的水龙沟可要堵好了，不然，媳妇就钻进来了。媳妇倒没从水龙沟钻进来过，只是我家的八仙桌隔三差五地被抬出大门。左邻右舍、前屯后街谁家娶儿媳妇了，都来我家借八仙桌典礼。我家的八仙桌成了小屯喜气洋洋的四方脸儿。八仙桌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毛主席像。支嗑（司仪）的伸脖子瞪眼睛地喊着，一对新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八仙桌前的新郎、新娘，立马成了七仙女与董永。

　　八仙桌旁应配太师椅。我家的八仙桌旁没有太师椅。太师椅在千里之外我岳父家的条几前。早知道，我叫妻子当嫁妆带过来好了。我家的八仙桌旁有只四脚八叉的小凳。父亲却总是叮嘱我在八仙桌上好好写作业、念书本。父亲说，念好书本才能有出息，有大能耐。父亲说，八仙过海里的吕洞宾就是进士出身。识文撰字多好啊，坐办公桌，不出苦大力，你看，后院的刘柱子不是高中毕业就当会计了。

　　成家后，我回去接二老来城里。当时父母都已是70多岁的人了。父亲一夜的辗转不眠……老人嗓子沙哑着说，去吧，房子……也卖了吧。

　　八仙桌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证了我家的大事。父亲用颤抖的手指在文书上画了押。从此，五间瓦房一个院，连同两棵杏树、一口洋井、一个茅房、一排鸡窝、一个猪圈……永远地属于了人家。所有这些，在当时只值1700元。

　　走的那天，父亲扶着八仙桌老泪横流，我也趴在八仙桌上哭个一塌糊涂……那张见证了父亲大半生、侍候了我十九年的八仙桌，留给了老家的姐姐。

　　四条腿的八仙桌，不肯随我离开那片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