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集粹:从北京拒绝外来人口看民意的傲慢

　　王斌余很欢迎记者的采访。他说：“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见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他还说，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这也许就是许多网友同情王斌余的原因。我们知道，任何人杀人犯罪，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社会在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依法制裁的时候，需要反思的是，社会是否也给了他们尊重和关怀？是否也给了他们一个安定、安全的生存环境

　　研究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假如撇开了“参照物”，或者参考基数过于狭窄，那他们的“研究”就没有说服力。中产阶层的压力来源于“发展”，而中产阶层以下的则来源于“生存”，二者之间的“压力”不可比，即使可比，那也是“生存压力”也比“发展压力”大得多。一个饿肚子的人与守着馒头大米嫌不可口的人，谁更痛苦？答案不言而喻。这种简单的研究，简单的结论，只能让中产阶层以下的人们感觉不舒服。如果失去参照抽象地谈论压力，难道一个中产阶层的人比穷人的压力还大吗？

　　即使多数北京户籍民众同意限制外来人口，据此而制定的法规、政策，也仍然是歧视性的。要知道，民主生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民众需要具有公民精神，理性地、公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政府在尊重民意的同时，也需要时刻铭记储存在宪法中的那些基本治理原则，对民众的意见进行甄别。

　　女友年过三十尚待字闺中，失嫁的理由：聪慧能干。这是现代都市女白领们的共同遭遇。因为聪慧，所以心里明镜儿似的一本账，得失利弊明察秋毫；因为能干，所以无所畏惧心高气傲，一般人难入法眼。

　　燕赵都市报:炒剩饭式的权力监督让人生腻

　　不只杭州，其他地方出台的这类规定都不约而同地存在这样的“炒剩饭”行为。其根源不外以下几点：一，一把手们仍然过分相信自己有千手观音、千里眼、顺风耳等本事，不需要其他监督就能科学、公正地决策；二，明知道这样的监督没啥效果，但更加知道外部监督的实质就是要在他们不受约束的权力之身上“割肉”，那是很疼的，一旦这样，以往那种心想事成的快感就会消失；三，外部监督还缺乏更加刚性的制度性保障和更广泛的社会氛围：法律没有让我这样做，其他地方官员没有人这样做，我为何要这样做呢？

　　有一句宣传依法纳税的口号，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笔者想，这只是一句话的上半段，还应该有下半段：对税款流向的知情权是每个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只有当这一整句话完整的时候，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才能平衡，也只有当权利与义务平衡时，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本来是一则普通新闻，结果因为标题中的“女大学生认真记笔记”使其变成了热门新闻，还引来网友对记者的谩骂，这就不正常了。事实上，类似事件还有很多。浏览各大新闻网站的新闻，不难发现，尤其是网站推荐的一些社会新闻，标题中大都带有“女大学生”“女子”“少女”等字样。无疑在这个美女经济时代，关于女性的新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那么吸引眼球。而媒体故意强调、炒作，恰恰暴露了其浮躁和低俗。网络媒体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其新闻低俗化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更大。是怪编辑素质低呢，还是怪网站商业伦理缺失呢？是怪受众低俗呢，还是怪记者媚俗呢？显然，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责任，抵制媒体低俗化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打拐困局”于法律层面的“困”，更多的在于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或不执行。如有关法规明确规定：“公安、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密切配合，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善后安置工作。”“对被解救回的未成年人，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接收并认真履行抚养义务。拒绝接收，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构成犯罪的，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被解救儿童的亲生父母，并不多见。实践中若认真执行这一条款，情与法的冲突也在预料之中。显然，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在打拐斗争中更是不可或缺。

　　一个在广东四会横行5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日前被警方摧毁。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组织的“老大”竟然是一个有着5年警龄的公安民警龙杰锋！身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却一直干着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收取保护费、开设赌场、强占收取河沙开发权、称霸鱼市、妨害执法部门执行公务的勾当，这怎能不令人惊愕？

　　压制是不能带来和谐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也就在于节制资本。因为只有节制资本，才能够维护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才能在社会各阶层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机会，才能做到让社会各阶层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在当代西方国家，节制资本的表现一是建立福利国家，防止资本利用劳工的困境将不合理的条件强加给他们；二是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尽量保持国家政权的独立性，使之不至于完全沦落为资本的工具；三是允许工人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平衡资本的权力。

　　齐鲁晚报：禁发令是应试软暴力

　　何为“应试软暴力”？简单地说，就是教育机构为了达到提高学生成绩、提高学校升学率等应试教育目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手段，如挤占学生的休息时间进行补课，为了让学生适应高考时间而组织学生进行“憋尿”训练等等。那么，为什么说“禁发令”背后有“应试软暴力”呢？让我们来听听珠海四中孙校长的解释吧：“时间对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尤其宝贵，短发顶多四五分钟就能梳好，而长发可能半个小时都搞不定。”你看，为了让学生提高成绩，就连女生梳头的时间也被学校盯上了，学生学习之苦可见一斑。“禁发令”的背后不是“应试软暴力”又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在目前行政体制之下，要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光靠教育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靠教育部联合财政部的力量仍然不够。教育部虽然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但是教育大业显然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需要各个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特别是那些能管地方官员升迁的中央部门，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任由地方官员将教育部的要求当作耳边风，不能眼看着教育部“孤军奋战”而无动于衷。只有各个政府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在内的各项教育政策、指令，才可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