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说王斌余“死有余辜”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倍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9月4日新华网）为了讨得5000多元钱而造成4死1伤，单从此点看，其罪之大自不用提。他与其他死囚相比，肯定有不少人要说他是“活该”，而笔者却无法说他“死有余辜”！

　　他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于是就去打苦工，忍辱负重。有一次从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差点淹死，老板却没有给他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今年老板说晚上加班就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钱却没有兑现。如果说那种杀人的冲动从何而来，不就是从这平时的“气”中来吗？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尊严对于农民工是奢侈品。所以，他们敢骂王斌余“像条狗”，敢用拳头打他的头，还用脚踢他。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平时漠视农民工尊严的延续，是当弱势群众权力受到损害却无强势权力得力介入的结果，同样，农民工的人格与灵魂的受辱的程度也会与日俱增，“反抗”心态就不由滋生。

　　或许这名死囚的自白会震撼每个有良知的人。他说，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这席话将农民工群体的最恶劣的一面表达出来了，也将“下面人”不作为真实的再现出来，这种不作为使得善良悄然消融，却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法律让王斌余得到了应有的制裁，但这制裁并不意味着一切。他知道自己罪当死，但他还是说：“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这句朴实的话，却是用4死1伤的惨烈代价表述出来，却是用此前的屈辱作最全面的注释。但有了这话，依然表明他的善良并没有真的泯灭。假如，他得到了及时得力地法律支持，按期按量地获得了工钱，他的尊严得到了基本保证，被害人和害人者的个人与家庭悲剧会上演吗？

　　(稿源：红网)

　　(作者：龚明俊)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