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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村官在大寨说些啥?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6日09:11 解放日报

  村官———中国最小的官,肩负的却是直接攸关数亿农民生存发展的大事。

  在过去3天的第五届全国村长论坛举行期间,500余名村官专门参观了山西大寨。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他们向记者述说“一身责任,一桶苦水”。

  村官任期,短不短?

  内蒙古通辽建新村书记肖德新一席话,“点燃”了同行———“华西、大寨,那可都是咱心中的偶像村啊,你倒是看看,吴仁宝、郭凤莲,哪是三年一换的?不都是一干就二三十年?”

  记者早就听论坛秘书处介绍,参加这次论坛的都是在当地广受拥戴的劳模村官、人大代表村官,有村官甚至用了6天才赶到山西参会,路费也是乡亲们凑的。记者在村官群里随机采访了几位,竟然发现,他们当村长的年数少则20年,多则40余年。大连市后石村当了39年“一把手”的陈玉皀书记是大连市人大代表,几年来推掉市里省里的重奖,裤上打着补丁(这在很多知名村官中不是少数)。他忧心忡忡地说道:“村官三年一任太频繁,第一年看,第二年干,第三年等着,导致不少村官短期行为,把村里不该分的分了,不该卖的卖了,尤其到了最后一年,更是费尽心思想吃想喝……但如果能将换届选举延长到五年,村官就会尽量考虑长远。”

  据了解,我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河南新乡县京华村书记刘志华代表着村官们的普遍意见:“三年换届太频繁,易造成村干部无长远规划,且目前乡镇一级已由原来规定的三年改为五年一换届,而村一级还是三年一换届,这样几乎隔年就搞选举。选举期间,乡镇民政、司法、人大、组织各口倾巢出动,有时会出现‘空城’现象,影响其他工作正常开展,大伙厌选情绪大。”

  村官们还反映,“农业学大寨”时,就怕评工分,因为一评工分,村里恶势力就跟队长软硬兼施,没干活都要多拿工分;而今,村里怕的却是选村长,由于农民民主意识普遍不太强,难免发生“不发补贴不投票”或“谁给我钱我就选谁”的情况,甚至导致换届选举期间积存矛盾爆发,不同派别之间明争暗斗。全国劳模、上海嘉定区太平村主任苏兴华也认为,村委会任期过短,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监督失控的问题,反而增加了动机不纯的当选者大搞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紧迫感”。

  集体资产,留不留?

  华西村、九星村、进顺村、滕头村……此次论坛上公布的全国“十大名村”,大多是靠村级经济致富。

  河南新乡县京华村也是响当当的明星村,书记刘志华特别提到:“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话,还是要实实在在地扩大集体积累,否则就没钱办事,没人办事……”

  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究竟应该壮大还是收编,不少村官拿捏不准。徐州马庄村孟庆喜说,中央要求集体经济改制,但是到了地方具体操作时,往往要求村办企业全部买断,导致不少村“集体剩壳子,书记剩桌子,会计剩戳子(公章),债务还留个茬子”,由于分光卖尽,村子就成了“空壳村”。孟庆喜庆幸当时没有一竿子到底,1999年,他偷偷留下村里10%的企业,就靠着保留下来的煤炭运输业,既解决就业,每年还上交村里几十万元,如此才又慢慢扩大了集体积累。而今用这钱修桥铺路,招商引资,村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可要是企业卖给私人了,农民就有失落感,对村里也没啥依靠了,村务如一盘散沙。”

  农业专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改制,绝不是指分光卖尽,而是通过搞股份制或租赁,使集体资产做活做大。大连后石村书记陈玉皀也曾怀疑过自己,他不久前还向“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讨教:“全国近70万个村,如今改制了的有三分之二,那我们还留着集体资产的不就成了少数了吗?”吴仁宝却坦然:“与中央保持一致,以公有制为主体,与老百姓保持一致,你怕什么?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名村经验,学不学?

  赫赫有名的“红色亿元村”河南南街村,对村民福利全包。村书记王宏斌的发言底气十足:“咱南街村的农民已享受到国家离休干部的待遇。”

  在南街村,村民上班前要唱《团结就是力量》。王宏斌说:“我们不唱流行歌曲,因为流行歌曲一点鼓不起劲。”南街村村里几乎没啥商品,每位村民每月领250元零花钱,吃、住都由村里安排。村里10年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王宏斌认为:“和谐村庄,就是要大伙平等”。但是,南街村如此做法,免不了有人反对。有专家调研后眉头一皱:“你们这是搞平均主义,是脱离实际,我百分百不支持!”但王宏斌却反驳:“你就是千分之千不支持,只要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你也管不了!”他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记者在现场发现,当全国先进村的村官在台上介绍经验时,台下有些村官不以为然甚至反感,“这些村之所以成功,有些是有区位优势,有些是有先发优势,这些经验咱山沟沟里复制不来,它们早就小康了,咱还得变着法子脱贫。”据了解,为了给农民谋利,不少村官都有创新之举。一位市场兴村的村干部悄悄告诉记者:“我们的土地没给农民们造房子,都集中起来建市场,农民们学会了现代生存和竞争的本领,但不瞒你说,有些做法上头不一定高兴,我们只能偷偷干,因为农民们得益了。”

  不少与会村官认为,“南街”经验虽然不会在全国推广,但这也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何必争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作为村官,只要为官一任,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和谐,又何必受到责难呢?(本报山西晋中5日专电)

  本报记者 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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