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价格应限于“上限管制”

　　舒圣祥

　　据《北京晨报》9月5日报道，我国部分重要的电信资费将实行“上限管制”。今后主管部门只对部分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其余由各运营商自行制定。消息甫一传出，市场对电信资费之未来走向普遍反映出一种价格战预期，有“圈内人士”开始叫嚣：“只设上限，不设下限，最终的结局就是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企业入不敷出，濒临破产。”

　　对此，笔者立场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进步，但同时更是政府价格监管的理性归位———换言之，早该如此了。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管制措施，本意是要防备并矫正市场失灵，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受或少受垄断者的剥夺。出于这种认识，就电信资费而言，政府定价所要完成的工作只是限制无理涨价，而不应包括限制自由降价，甚至直接干预价格竞争。

　　世界上没有做赔本生意的经济人。所谓“恶性竞争”，其实只不过是大鱼吃小鱼的正常竞争游戏罢了，而自由竞争本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要义。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对居民消费价格实施“下限管制”，实际上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保证垄断企业的“保值增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消费者利益受损，在政府保护的“襁褓”里“发展”起来的企业也难以达至成熟，一旦遭遇市场风雨，外表坚不可摧的雄伟大厦大有可能在瞬间坍塌。

　　显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予并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政府，所要担心的不是企业的“不理智经营”，无须用“下限管制”来预防经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应该集中精力于对人民利益的维护，保证他们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现代生活的必须消费，阻止经济人之间形成价格联盟坑害消费者，预防企业以降低服务标准等方式变相损害消费者利益。（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