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价格都应限于“上限管制”

　　舒圣祥

　　旷日持久的电信资费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年“十一”开始，部分重要的电信资费将实行“上限管制”。信产部官方网站日前挂出《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信产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向国内六大电信运营商郑重承诺，今后主管部门只对部分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其余由各运营商自行制定（昨日《北京晨报》）。

　　消息一传出，市场对电信资费的未来走向普遍反映出一种价格战预期。消费者尚处在将信将疑的“准高兴”状态时，已经有“圈内人士”开始放言：“只设上限，不设下限，最终的结局就是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企业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知名电信专家陈金桥也认为：“应该给企业一个合理的底线，警惕企业过度低价竞争。”

　　对此，笔者立场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实质性进步，但同时更是政府价格监管的理性归位———换言之，早该如此了。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管制措施，本意是要防备并矫正市场失灵，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受或少受垄断者的剥夺。出于这种认识，就电信资费而言，政府定价所要完成的工作只是限制无理涨价，而不应包括限制自由降价，甚至直接干预价格竞争。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几年，企业在WTO规则之下也已经摸爬了好几年，政府应该对企业的经济人理性充分信任———世界上没有做赔本生意的经济人。所谓“恶性竞争”，其实只不过是大鱼吃小鱼的正常竞争游戏罢了，而自由竞争本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要义。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对居民消费价格实施“下限管制”，实际上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保证垄断企业的“保值增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消费者利益受损，在政府保护的“襁褓”里“发展”起来的企业也难以成熟，一旦遭遇市场风雨，外表坚不可摧的雄伟大厦大有可能在瞬间坍塌。

　　其实，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下限管制”的行业又何止电信一个？铁路、民航……几乎无不如此，而这些都是居民的生活必须消费，同时又大多属于稳坐钓鱼台的垄断行业，“下限管理”束缚了本就无力的市场竞争，明显有违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应有之义。

　　显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予并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政府，所要担心的不是企业的“不理智经营”，无须用“下限管制”来预防经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应该集中精力于对人民利益的维护，保证他们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现代生活的必须消费，阻止经济人之间形成价格联盟坑害消费者，预防企业以降低服务标准等方式变相损害消费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