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国家发展战略——以智利为例

　　今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它的人口为1600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00美元(*)，这一数字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800美元很难相提并论。智利是该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它已经与许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在30年前的智利，恶性通货膨胀是阿连德（Allende）执政期间积累下来的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表现。皮诺切特政府于1973年9月上台，当时的经济面临着崩溃和实际上的破产。政

　　在最近的30年里，智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成为了拉丁美洲速度最快的国家。此外，最近与美国和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使该国至少比我们的邻国领先了20年。这一发展使我国成为了本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预计2005年为11,500美元，并且是投资风险等级最优的国家之一。

　　通过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考虑到改革之前存在的混乱)，已经使许多研究者确定了这一成功的原因，以及在其它国家复制这一成功的可能性。在分析智利的经济发展过程时，有些作者提到了“智利奇迹”。我们认为，正如前财政部长HernanBuchi所说，在智利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什么奇迹：它是一项计划。奇迹离开了人类责任的范围，是上帝的礼物；计划则是人类的责任，必须给予详细的阐述。

　　智利的计划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经济的开放、财政帐目的调整、中央银行独立和微观经济的改革。

　　经济的开放

　　在70年代初期，智利经济实际上是与对外贸易绝缘的。进口关税平均高达105%，有些进口是完全禁止的。到1977年，关税已经全部下调为统一的10%。这使得智利经济参与到全球竞争之中，这是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种开放经济的方式很快付诸实施，并在艾尔文（Aylwin）执政期间(1990-93年)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最终取得了现在的成就，我国与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由于智利经济对国际竞争的开放，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得到了发展，而效率较低的领域逐渐消失。目前，对外贸易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市场和产品是十分多元化的。

　　财政赤字

　　其次，调整财政帐目是十分必要的。在阿连德政府下台时，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这还没有包括国家控制的公司登记的不平衡。努力削减公共开支(从197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下降到1975年的31%)，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得到了恢复，在1975年，财政赤字下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

　　这一调整的过程不仅包括削减过量的支出，而且意味着修改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它意味着建立一项新的制度，使所有的公共支出都有自己相应的资金，而不是依靠中央银行的贷款。这一改革阻止了共和国总统像70年代初那样制造财政的不平衡。

　　在智利的公共财政中，国家所有的铜业公司的收入、税金和股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建立了这样一种机制，当铜的价格高于中期的预测时，将由此取得的临时性收入保存起来，以便在铜价低于中期的预测时能够使用这笔存款。此外，自2000年以来，财政预算是按照结构性盈余的原则编制的，它就意味着，如果智利的经济将以潜在的速度增长，铜价预计会达到中期水平，则预算必须留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盈余。这项财政制度是由拉戈斯(Lagos)总统制定的，我们希望它将得到以后各届政府的遵守。

　　中央银行的独立

　　第三，这一点与前面的条件有关，即中央银行的独立。关于货币和汇率政策，中央银行得到了自治权。同时，它被指定负责保护价格的稳定和国内外支付的正常开展。这种独立于现任总统的做法防止了因为选举或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对中央银行的政治操纵。这种独立在工业化国家已经有很久的历史，而在南美洲还是很新鲜的，智利率先开始了这一进程。

　　微观经济的改革

　　最后，微观经济的改革有助于提高生产力，这对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进程中，私有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发生了财产的转移，新的财产所有人具有使这些资源和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这不仅导致了新的公司和就业岗位的出现，而且还使得智利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竞争更加充分的结果。进口方面的改革最为明显，如渔业、能源和电信领域，而劳动管理方面的改革仍待解决。

　　一项重要的管理改革建立了使经济增长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里，加强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通过经济的自由化和贸易的扩大，经济增长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但它的工业可能面临着控制排放的问题，它的公民可能要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环境的质量。最富裕的社会需要并实施了更多的环境保护，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承担这些政策的成本。这些社会不仅为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做好的准备，而且要求进行更高水平的保护，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收入。这种关系依赖于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大量证据，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得出结论说，污染似乎在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个顶峰后会很快回落，而人均收入继续增加。美国就是收入与环境保护之间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因为收入在最近三十年里一直在增长，投入到环境保护方面的政府和私人资源也在成倍地增加。

　　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做法并不适应这一机制。只有很少的环境政策考虑了对成本－收益的研究、可替代的成本或风险的分析。那些已经通过高效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国家，都采取了合理分配和保护财产权的方式。冰岛、智利和新西兰通过可以交换的个人配额的方式来解决其过度捕捞的问题，赋予渔民以鱼类的财产权。同样，美国正在通过一种可交换的排放许可权的制度来解决城市污染和酸雨的严重问题，给予向空气和/或水体排放一定数量的污染物的财产权，使环境质量保持在该地区所有居民共同确定的标准之内。这些（捕鱼或排放的）权利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将获得或损失一定数量的价值，这一价值建立在其所有的对于相关资源的关注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更多的私人财产，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对于解决拥挤和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的鼓励，给予私营领域负责保护从前属于公共财产的资源的权利。这使得新的所有人负责管理这些资源，以便提供其价值。

　　结论

　　智利经历了走向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结构变革，开创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发展时期。过去的30年告诉我们，通过进行合理的、一致的改革，就可以走上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