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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6日14:56 人民网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以来,政府特别是国家层面上的政府在其从概念到实践的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今后仍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因此,各国政府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将对全球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走向发挥重大的影响。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内涵

  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必须面对的具有共同性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追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物质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开始努力从自然界中谋求生存并争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的本质就在于此)。这种努力永不停歇。

  当人类凭借个体人的体力和体能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来谋求生存时,人类活动不论总量还是强度,对自然环境系统的扰动都是微小的,或者说,不会使人类感受到自然环境供给能力发生的改变,自然环境也显示不出它的有限性。当人类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以后,就以社会的形式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从而显示出一系列新特点,比如,个体人的劳动有了明确的分工且越来越细,人类谋求生存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活动的直接目的也由单一的谋求生存转变为追求物质财富和积累。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能力也相应提高,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才以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并且为人类所认识。

  因此,尽管人类社会追求物质产品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人类认识到它们的存在,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矛盾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却是有条件的。在经过二百多年发展的工业文明今天,人类才大体完成了这一认识过程。

  国家发展战略,通常有两大类。一类是因对当前的发展成果(生存状态)比较满意,从而选择将当前的发展战略继续执行下去,并且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强化的战略;另一类则是因为对当前的发展成果基本上不满意,迫切希望改变,而去选择新的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因为它要求制定者能对人类社会演变机制和规律有正确、深刻而不是片面、肤浅的认识,同时又要求能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和本国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有准确的把握。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虽然他们都要选择制定发展战略,但他们所选择的战略不会也不应该完全一样。

  在国际交流如此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行不但会对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同时一国发展战略也需要在与相关国家的相互支持下才能顺利推行。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以对本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态度,审慎地选择和制定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

  同样,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也应本着同样的态度,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发展战略。

  二、工业文明时期先期工业化国家处理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做法——转移和转嫁

  对于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对基本矛盾,先期工业化的国家感受得较早,认识得较早,研究和采取解决对策也较早。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注重本国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无疑都是正确的。因为,人口在增多,人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如何面对和处理伴随发展而日益显现的资源、环境问题(自然环境供给能力有限性的表现),则是所有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历史的事实表明,先期工业化国家采取了转移和转嫁的战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推行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通过大量使用和消耗别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使自己获得高额的利润、巨额的财富,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可以说,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

  从表面上看来,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这种发展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缓解了本国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他们把本属于自己的资源、环境危机转嫁到别的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从而拉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矛盾,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宁。从长远看,这种发展战略的风险是难以预期的。

  二次大战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瓦解,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新月异。这时国家间直接掠夺自然资源的原始形态逐步转变为由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和产业输出。输出的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比如,有关资料表明,在工业经济时代,美国的支柱产业是建筑业、汽车业和钢铁工业。而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5%以上,而建筑业和汽车工业则大多输出到国外,留在国内的部分分别只占10%和4%。另外,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也明确宣布,到2050年,英国的钢铁工业将全部转移到国外生产。

  由此可见,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国外的战略,一直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的战略选择,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式而已。我以为,这种转移和转嫁的做法不是解决前述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当然也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明智选择。

  三、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思考

  有理由相信,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大系统以及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来认识的。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小范围、短时期内,不同的国家(属人类社会大系统的要素)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在指导各国政府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也就是说,只有各国政府的理性选择,才能使人类可持续的未来得以实现。具体说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既要积极地面对人类的未来,又要稳妥地面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体制和秩序的巨大惯性,这也是前文所指出的“负责任的选择”的含义。“选择”是关键,但如何选择呢?我以为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说到底都必须能满足人对更幸福生活的需要,因此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都必须“以人为本”,简言之要为了人,为了一切国家的一切人。另外,人对幸福生活的需要又是多方面的,既有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又有对良好的自然环境的需要,还有对和睦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需要。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要同时满足所有人在所有方面的需要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困难,国家发展战略才要十分注意多种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第二,必须充分注意到先期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区别。前者有条件也有可能花较多的力量,关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上,而后者则必须在重视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的同时,注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因为它必须面对巨大的人口、就业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的压力。

  实际上,环境和经济之间在不同时期内会出现不同的妥协方式。比如在就业陷入困境时,可以适当放松环境的约束,而在经济增长状况良好时,则可以适当严格对环境的保护。已有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美国的里根政府在任内就削弱了环境保护局的权力,清洁空气法案也予放松,联邦土地开始对采矿开放,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实际上二者的相互妥协正表现了二者关系的弹性和张力,也是和谐它们之间矛盾所必需的。

  第三,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国家之间的资源交流仍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

  世界由许多许多国家组成,这也是客观的。既然是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就有许多的不同,比如自然资源禀斌不同,生产能力不同等等。因此国家间发生资源、产品的流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利用产生更大的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使更多的人受惠,但另一方面又会加速一些国家自然资源的过度耗用,使财富更加迅速地集中在一些财力雄厚、技术先进、市场控制力大的财团和国家手中,使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贫富分化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因此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既要考虑处理好本国的环境与发展矛盾,使当代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又不会因自然环境损害的滞后效应影响到后代人制造物质产品的能力,又要有助于约束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不能以加剧别的国家的资源环境危机为代价。

  由上所述可见,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幸福决定于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奏效的。特别是,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观念、理论、方法和运行秩序,而这些都有着巨大的“惯性”;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实际利益,它们会努力维护和强化这些既有的秩序,忽视对其它国家发展需要和文化传统的尊重,从而增加他们自己和其它国家选择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困难。

  这里,附带提一下,在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时,调整现有的国际社会的运行秩序,建立新的运行规则是一个重要条件。

  四、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制定超越“转移与转嫁”战略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石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目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标准的基本看法,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中国政府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同时还提出了“五个统筹”等具体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的发展观”是因为这一发展观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它是对以往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总结和科学提炼,不但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而且符合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

  这一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和谐”,关键在于“转变”。具体说,这一战略指出的目标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地区之间的和谐和国家之间的和谐。这一战略指出的发展途径是转变。抽象地说是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是转变以往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保护脱节甚至对立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2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是沿袭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可以说,今天中国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原因。

  下面我们给出一些数字。

  在自然资源的消耗方面:据调查,2003年,中国消耗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27%和40%,而创造出来的GDP则只占世界的4%。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四十多倍。

  另外,中国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是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的用水量是先进水平的十倍左右。

  在能源的消耗方面:据调查,中国经济活动的能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水平。火力发电、钢铁工业、水泥制造业的能耗水平分别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21%和45%。

  在废弃物的排放方面:伴随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其必然结果就是废弃物的高排放。小机组发电的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就大;立窑水泥比重大,矿山利用率就低,矿渣和粉尘的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总之,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污染。据调查,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四倍,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则高十多倍。

  上面的这些数字虽然很少,也远不全面,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所难以承受的。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急待提高,若按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引发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因此当前这个时期是中国选择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选择的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说是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在本质上是对先期工业化国家所采用的“转移、转嫁”战略的否定和跨越。

  对中国而言,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的实际,是完全可行的。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例,中国每年约产生500万吨的废钢铁,20多万吨的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以及其它废弃物。这说明在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废弃物是一座座储藏量极大的“矿山”和资源库,如果能有效地开发利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将会大大缓解,完全可能在不增加对自然环境压力的前提下,满足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中国政府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明确指出中国的生产活动要大力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水平。这实际上就是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注解。

  中国选择这种新的发展战略,不仅是资源、环境形势紧张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是人类社会应有责任和态度的具体化。我相信这种发展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今天,而且适用于中国的明天,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适用于发达国家和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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