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生活与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丹麦的经验和前景

　　自从丹麦经济在90年代中期再次开始繁荣以来，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大多数主要的欧洲国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在进行国际讨论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丹麦大黄蜂能够飞起来？”丹麦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这样一个高税收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成功地战胜其他国家呢？

　　在担任财政大臣时，我曾经到各个国家去访问，其中有时是陪同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雅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理由/答案：

　　1.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数十年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丹麦模式――一个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加公平地进行收入分配的社会。中左翼政党已经逐步接受了这一模式，因此，在我们传统上十分注重一致性的、稳定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的更迭没有导致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2.在生活标准上的不公平是相对轻微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技能较低的人员也具有良好的素质，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薪水。

　　3.劳工市场也得到了很好的组织，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合作伙伴（85%的领取薪水的人参加了自由组建的工会），这些年来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已经进行了良好的合作，目的是通过集体谈判和立法来分别协调关于改善社会条件的工作。

　　4.妇女加入劳工市场的数量几乎与男性相等，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动员80%的年龄在25-60岁之间的人参加了经济活动。

　　5.我们一向坚持失业保险制度，它主要通过普通税来支付，而不是由雇主承担，只是由受保障的职工个人承担一小部分。这一制度对工资相对较低的职工给予了很高的补偿，目的是如果他们失去工作之后不让他们陷入贫困。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坚持认为，每一位失业人员都必须接受另一项工作的培训，或者有义务承担另一项可以提供的工作。这些选择是不能拒绝的。关于失业保险的故事的另一面是，公司没有义务为一名蓝领职工在较长的通知期限内支付薪水。例如，在丹麦雇用或解雇职工比在德国或瑞典要容易得多。这使我们具有了优势，公司在经济好转时可以不必犹豫地雇用职工。

　　6.作为男性和女性较多地参与劳动市场的一个前提条件和结果，议会在这些年中已经建立了我们称之为“福利社会”的框架。这意味着，通过税收来为大量的、昂贵的公共服务支付费用，以至于决定他或她能否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上大学、看医生或去医院、在老年时接受照顾，或送孩子上幼儿园时，并不是看个人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另外一个结果是，女性人口能够加入劳动市场（幼儿园并不是像教育、医疗和老年保健一样免费的，但70%的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只有其余的费用才由父母个人支付）。与以美国为例的社会相比，你在那里必须为良好的教育、优质的医院支付费用，并支付幼儿园和老年保健的全部费用。对于只有少量收入或完全没有收入的公民来说，丹麦模式显然更加有利。

　　7.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女性和男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较高，再加上通过累进税率进行强有力的重新分配、良好的社会保险和免费服务，是我们具有这种全球独特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主要原因。

　　8.高额税收――主要针对工资收入和消费――并没有损害就业，反而支持了就业，原因在于通过教育、与BusinessLife合作的研发项目、良好的基础设施等途径，税收被用于对未来竞争力的投资。与此同时，企业的税收是较低的。

　　9.税收没有被浪费在庞大而低效的公共官僚机构上。从国际对比情况看，我们具有一支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和一个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高度计算机化的沟通体系。腐败几乎是绝迹的，丹麦通常名列“世界透明性指数”的前三甲。

　　10.从一开始，丹麦就欢迎国际竞争，并在许多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结构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年来，国家与业界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向所有的丹麦公民提供福利所必需的许多产品――如先进的耳机和胰岛素――已经通过国家与业界的合作开发出来，这为丹麦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丹麦工业界一直保持着强大而重要的特殊优势。丹麦工业在为全球生产风车方面的强大地位是最近的一项受到提倡的生产的例子，它是支持国内更加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的政治抱负的结果。

　　11.我们没有大型的、低效的国有公司（没有采矿业，只有一家小型钢铁厂）。国家和市政当局主要负责教育、卫生、幼儿园和老年护理，在丹麦没有工业或金融机构属于国家所有的传统。电信已经在过去的10年中实现了私有化，预计电力生产等将被部分私有化。

　　12.在很早以前，丹麦社会民主党就放弃了对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的想法，并宣布对资本主义予以教化和管理，对生产结果进行重新分配。最近的私有化是如下分析的结果：通过竞争和国家以及欧盟的法规，而不是通过国家所有制，关于如何保护消费者和避免私有垄断的原有担心在今天的世界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3.在我于1993年作为财政大臣访问中国时，曾有幸以非常坦率的方式与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举行了会谈和讨论，尤其是关于未来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当时朱先生认为，尽管私营部门在所有的其它领域进行了扩张，但国家应该保持对银行的所有权。我的看法是，我们在多年前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在金融领域也必须接受外国投资，因此坚持对某些（少数？）国家商业银行的国家所有权的战略意义将有所下降。竞争和强大的法规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更为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