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提倡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伟大实践。为了推动这一实践，首先应该从理论上创新发展思路，重在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一、“中国模式”的二次创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卖力地推销新自由主义模式，即“华盛顿共识”。这一模式提倡震荡性改革，依赖国外资本发展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凡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没有发挥应有的干预作用，结果市场不能正常有效运行，
缺乏抵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能力，从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警惕的“陷阱模式”。在理论上，“华盛顿共识”也受到西方学者的不少批评。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论出发的“欧洲价值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欧洲价值观”与“后华盛顿共识”有一些新观点，但都缺乏有说服力的成功例子。二十多年来，我国没有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道路。年均GDP增长达到9％以上，不到10年时间就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在国际上，许多朋友高兴，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为他们增强了发展信心，也给他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模式”的又一次创新。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能力。那么，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应重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而具备长期发展经济的能力。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差别。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出版了《中国经济全景中的潜在误区》一书，认为中国经济面临贫困、失业、社会不稳定、腐败、污染、能源、金融、台海等八大领域的危机。我们要及时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促进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平稳进步，避免应对失误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这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长效机制。二、建立熨平经济周期的新机制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重在熨平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快速、平稳与持续的增长，是需要我们积极培育的“新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上一轮中长周期的波幅比较大，应缩小新一轮中长周期峰、谷之间的落差，形成相对平稳的“新经济周期”。2005年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一年，必须警惕和化解经济高位运行带来的风险。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3。)首先，是抑制“大起”。近年来，央行出台了提高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利率与出台“房贷新政”等措施，“名义锚”的作用已经发生，银行信用派生的收缩效应开始显现。地方政府要适应宏观调控，减少行政主导下的重复建设。同时，也要防止“大落”。大落会加剧周期性失业现象，会减少居民收入，降低投资信心与消费信心，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与社会不稳定。各个地区由于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减缓相互攀比的“GDP压力”，防止各种急于求成、不量力而行的决策失误发生。稳定物价，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由于去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6％，今年存在较强的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惯性。世界经济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提速，2004年主要经济体均呈加快增长的态势。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背后的需求压力较大，国际市场上能源与重要原材料价格继续看涨。特别是中东国家上空的战争阴影仍然存在，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压力仍然较大，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生活资料价格也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必须将居民消费价格年涨幅控制在4％以内，并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承受力。积极化解国内外经济风险，是熨平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当前，房地产市场正在孕育类似股市的风险。2004年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基金中国内贷款达到27348亿元，相当于2003年同类贷款规模的875％。今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又大部分进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使房地产市场风险进一步积累，同时转化为银行风险的可能性明显增加。政府应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减少与消除房地产业的市场失灵与市场扭曲现象，控制房地产投资与价格的过快上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股价与房地产价格同时开始暴跌，15年来住宅地价下跌70％以上，商业地价下跌近50％。当年日本为了降低日元升值压力与刺激内需，一再放松银根，导致过剩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吹起了巨大的泡沫。这个教训与东南亚金融风波一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最近，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本来我们期望从2005年开始能够享受到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但没有想到的是，发达国家没有遵守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实行分阶段放开配额的承诺，而是将发展中国家最有出口潜力的那些配额保留到最后时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我国刚刚进入后配额时代仅仅4个月，美国、欧盟等就启动歧视性的所谓“特保条例”，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特别限制措施。5月13日以来，美国连续两次宣布对中国7种纺织品实行设限，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最多只能增长7.5％。中国出口商品首当其冲的是纺织品，纺织业是中国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1900万人。更有甚者，美国参议院于2005年4月通过议案宣布，如果中国6个月内不升值人民币，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些严重违背WTO规则的单边措施，是试图转嫁美国经济周期性衰退的代价，同时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甚至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宣布对中国所有或部分进口商品采取限制措施，提高关税和实行进口配额。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不仅必须迅速采取正确的近期应对措施，而且寻找长期有效的对策也已势在必行。三、建立不断优化社会结构的新机制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或和谐相处，或互相冲突，或漠不关心，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也就是说，和谐、冷漠与冲突，是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把“全体和谐”看作未来新社会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主义理想，需要在消除冷漠、化解冲突、营造和谐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在现代社会，人们须臾离不开政府与市场。分析经济形势主要看市场运行状况与风险，以及政府如何规范与引导市场，如何治理市场失灵等现象。其实，人们也须臾离不开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分析社会形势应主要看社会结构的状况与和谐性，以及政府如何调整与优化社会结构，如何治理结构失衡等现象。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一样，也需要及时加以解决。政府不仅仅需要适时适度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而且也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宏观社会调控。了解社会结构，然后寻找优化这种结构的途径，是一个政党夺取政权与执政的首要任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开篇之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通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对象与同盟军，分清了敌我友，从而找到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社会结构是阶级、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有和谐的主流层面，也有矛盾、冲突等非主流表现与潜在因素。
社会结构的和谐是最大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优化社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优化社会结构，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形成社会结构各个成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要创造制度供给的公平，排除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取决于改革发展的成果在社会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是否公平分配，以及改革发展的成本在这些成分中是否合理分担。从收入分层看，当前我国社会仍然是一种底层最大、中层与高层较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一种中层最大、底层与高层较小的“橄榄形”结构。当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占社会的多数时，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就会推动与稳定消费市场。十年前，我曾经指出：“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诱发少数掌握权力的人的腐败行为，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国现阶段由收入分化所形成的多元结构，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社会结构。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于承受。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第623～62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一论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双重推进机制，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从而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稳定性高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使“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转变为“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具有重大的社会与经济意义。四、建立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新机制现阶段，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快速上升，社会不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1988－1990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4年，达到0.45以上，进入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同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无疑是有关系的。有些人把“效率优先”等同于效率唯一，把需要“兼顾”的公平当成次要的，甚至视为可有可无的。在过去一个时期，这一原则对于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机制，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它不是市场经济分配的唯一原则与永恒原则，而是一个过渡性的提法，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口号应当有所改变。党的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的提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活力”与“注重公平”。这些提法及所强调重点的变化，反映出中央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公平既包括机会公平、标准公平、分配公平，还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正是中央出台一系列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规定的政策取向。目前，最主要的不公平，是收入差距偏大。应该看到，没有差距就没有动力，而差距过大也会造成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部门、行业和群体间竞争机会不平等、竞争规则不公平，这应是解决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的主要着力点。老百姓对不公平意见最大的是非法致富、行政垄断和干部腐败等问题。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收入差距的变化已经超过了克服平均主义的范围，有些差距的扩大同提高效率不仅没有关系，而且直接损害效率。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我国有13亿人口，但没有13亿人的市场，低收入者、贫困群体缺乏即时购买力，已经严重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江苏与全国一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重视社会公正，大多是在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的时候开始的，那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理论思考与对策举措。社会和谐的核心是利益的和谐。现阶段，我国各地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仅没有扭转，反而不断加剧。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的任务，是不相适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太大了就会产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正在过多地被少数人占有，许多城乡居民难以实现消费升级，即时购买力不足。财富过于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像邓小平当年担心的那样，将来会“发生大问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异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因此，促进权利与资源平等分配、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已经势在必行。应制订与完善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遏制强势群体的利益独占性冲动，堵塞各种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渠道。理顺分配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必须公平分配，必须建立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改革有成本，发展也有代价。各种社会群体承受改革与发展成本的比例，应与他们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比例相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多的社会群体，承担了较少的成本；而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少的社会群体，却承担了较多的成本。部分改制企业与事业单位的职工、被精简的干部与失业人员，承担的改革成本较多；失地农民、城镇低收入者、城市拆迁补偿不足的家庭，承担的发展成本较多。这些缺乏公正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目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阶段，政府首先要平衡各种社会群体所承受的发展代价。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完善群体利益调节、利益约束与利益补偿的政府机制，健全“大调解”等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机制。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各级政府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每一个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享有法定的权利、合理的收益、均等的机会和司法的正义。近年来，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稳定同时也存在不和谐因素的社会之中，不和谐包括人际不和谐、群体不和谐、社区不和谐、阶层不和谐与社会不和谐等因素。当前，群体不和谐因素是主要矛盾，重点是要改善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缓和与化解其中的不和谐因素。2004年10月，先后发生在重庆、四川汉源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分别间接与直接反映了当前干群关系与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部性群体不和谐因素，主要来源于农村征地、城镇拆迁、国有企业改制、农民工工资等。解决这些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环节。对于失地农民、城镇拆迁户、改制后国有企业职工，主要是解决补偿不足问题。对于农民工、非公务员，主要是解决拖欠、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实行更普遍的收入分配“阳光政策”。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应急管理方面，而事前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事后的灾害恢复，相对重视不够。同时，分散管理为主的风险处理系统也比较脆弱。因此，各个地区与部门都应重视克服这些薄弱环节，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五、建立促进社会主义因素成长的新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成长，但也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成长不快或有所削弱，部分社会群体受惠较少。在实践中推动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主要是推进共同富裕，既要继续允许少数人通过合法途径先富起来，更要强调多数人平等地获得劳动与要素收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建立统筹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者提供“安全岛”。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增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2003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总人数已达到2235万人，比2002年底增加170万人。2003年全国累计支出低保金15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92亿元，地方财政61亿元。全国平均城市低保标准为155元，全国平均补差水平为月人均59元。从低保对象的构成看，主要城镇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矿山集中地区低保人数相对较多。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实施农村低保制度，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立制度供给平衡机制。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制度供给平衡，向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弱势群体和中间阶层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维护“体制外”社会群体的基本权益。古人郑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各级领导都应深入体察普通老百姓的呼声，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到实处，使大多数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往往处于“体制外”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是新市民，但他们的就业、子女受教育往往在城市困难重重；他们是新兴的工人阶层，但他们的工资收入、劳动保护、医疗养老、参政议政等也缺乏保障。当前，应认真落实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待遇，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应避免陷入市民、农民工、农民这样的三元结构。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困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是部分群众分别面临的困境。当前，解决这些困难的重点，应是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上学提供补助；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提高医疗保障的力度；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前培训工作，为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开辟更多的渠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要目标是安居乐业，不仅要坚持就业优先，安居也要优先。近几年来，许多大城市的房价涨得太快、房价偏高，老百姓买房难，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达到10：1以上，不仅大大超过了联合国人居中心倡导的2－3：1的理想状态，也跨越了世界银行5：1的警戒线，出现了明显的价格泡沫。1998－2003年，全国商品房价上涨18％，上海上涨65％，浙江上涨64％，江苏上涨52％。2004年，全国商品房价上涨14.4％，住宅房价上涨15.2％；11月，居住价格已经首次超过食品价格成为居民消费价格增长的第一位因素。“买房难”已经成为普通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满情绪上升。大部分市民将消费集中到购房上，势必减少诸如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会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高昂的居住成本也抬高了城市的进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流动与人才流动的成本，不利于积蓄城市发展的后劲。地方政府应积极培育“大众房地产市场”，增加中低价房用地的供应，严格成本核算，培育商品住房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压缩房地产开发的暴利空间，逐步将各地房价收入比控制在5：1以内，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买得起房，从而分享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成果。积极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保持房地产业的长期繁荣。六、建立公共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新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党的建设，关键在反腐倡廉。1992－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的人数分别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员数分别为121500名和137711名，增加了13.3％；处分处级干部数分别为20295名和28996名，增加了42.9％；处分厅局级干部数分别为1673名和2422名，增加了44.8％；处分省部级干部数分别为78名和98名，增加了25.6％。这一方面表明反腐败的力度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仍然在滋生，我们面临的反腐败任务十分严峻。
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之后，作了非常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3。)腐败的要害是不公平，不公平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教育、制度、监督均不足，其中制度约束最为不足。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但有些权力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往往不能体现人民优先的原则，以权谋私的现象屡见不鲜。要把“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方针真正落实到位，首先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重在制度上、机制上构建防范体系，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发生率。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过去，有人用“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脚”来表扬干部的廉政行为。现在看来，“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脚”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化，但被许多腐败案件所佐证。还是让干部在岸上走，用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压缩腐败发生的空间。针对腐败现象发生的“权、钱、人”重点部门与领域，重点设防，防范在先。建立廉政激励机制。贪官惩治不力，清廉彰显不足，是当前反腐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严格实施赏罚分明原则，加强对廉洁从政者的精神激励、政治激励与物质奖励。七、建立国际风险的预警与化解的新机制近二十年来，现代西方理论界开始流行“国家风险”、“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等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理论，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面向世界，需要国际视野。我国经济正在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主导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人们在跨国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越来越关注投资国本身的危险程度，即国家风险。国家风险是现代社会许多国家经常发生的现象，并且往往波及世界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出现了“债务炸弹的威胁”。有史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的国家欠下了这么多的外债，而偿还的希望又那么渺茫：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法偿付到期的外债本金与利息。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法履行偿还合同，无力支付应缴本金与利息；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政府也先后宣布，停止还债。1983年1月，巴西、智利政府宣布暂停偿还到期本金；3月，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延期偿还债务。同年，拉美的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政府，都要求与债权银行重议债务；非洲的十几个贫困国家要求减免或取消债务；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也宣布推迟还债。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都要运用外国资本，“负债中的发展”成为许多国家的国策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国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973年和1979年，石油生产国两次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一方面，依赖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直接的打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乘机抬高工业品价格，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转嫁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严重逆差，债务问题日趋突出。发展中国家债务国内部经济政策的失误，也是国际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外资往往流入消费工业，或流向迟迟不能发挥效益的基础设施或市政工程项目，投资效率很低。世界银行指出，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为21.3％，投资效益率为26.8％；七十年代投资率为25.8％，而投资受益率却降到20.5％。投资低效的国家，无疑缺乏偿还外债的能力。国际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世界经济、政治严重不平等。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资本输出，为西方投资者带来了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投资的利润。国家风险始终存在于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甚至盛世时期。如何测定国家风险？六十年代末期，美国学者F·T·汉厄设计出了第一个综合反映一国政治经济环境风险的评价指数，公布世界各国的国家风险预测指数（“富兰德指数”）。八十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提出了“政治体系稳定指数”（PSSI），包括社会不安指数、国家冲突指数、冲突的潜在指数等。八十年代中期，我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失业、通胀、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安等指数。建立经济与社会运行监测与预警系统，对于及时发现与化解经济社会风险是必要的。当前，我们不仅要重视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也要关注我国日益加剧的能源与资源短缺的压力。受冲击最大的是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的重化工业，引起了对石油与资源的需求猛增。提高对于国际市场竞争与风险的承受力，是当前我国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