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第三阶段反腐败斗争的特点

　　9月5日，伍祖文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国腐败尚未根本遏制，须继续保持查办高压态势”的文章，对现今的中国反腐败现状作了深刻、及时和到位的评论，对现实反腐败斗争是很具有指导意义的。

　　我非常赞同“我国腐败尚未根本遏制”的观点，这并不是对当今反腐败形势“过分悲观”，而实是实事求是的一种反映。

　　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反腐败的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腐败萌生、发展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是腐败发展、泛滥的高峰期，大致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的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相持、控制、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而当今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则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其基本特征是：整个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已经开始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它的斗争实践，因而腐败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阻抑，腐败已经开始从“一个较高水平的平台”向“一个较低水平的平台”过渡，既有“腐败趋稳、趋平的迹象”，又有“腐败下降的倾向”，处于一个“减缓、减速、减势的高平台延续期”，它是腐败与反腐败之间进行“决斗”的“相持期”、“胶着期”。而且从“十六大”以后中国高层采取的反腐败力度和治理措施来看，可以说使相当一批腐败分子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中国的反腐败正向着广大人民希望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功不可没。

　　那么，又为什么说“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只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我想，主要原因是“反腐倡廉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必须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反腐倡廉中的深层次问题”。这也就是伍祖文先生所说的“我国腐败尚未根本遏制”的根本原因。

　　究竟什么问题属于是“反腐倡廉中的深层次问题”呢？大致有以下这些。

　　权力监督（尤其是“第一把手”监督）问题只是处于“探索阶段”，离真正的、完美的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前体制中对位高权重的领导的主要倾向仍然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和不能监督”。

　　中央制定的“教育、制度、监督”这“三位一体”的“反腐败六字方针”已定，然而将此“大政方针”作为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中间梗阻”、“贯彻障碍”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经过多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尤其是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的腐败”等“原始腐败”的“积累”，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腐败势力已经形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即“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已经有“一定的力量”来与反腐败的健康力量进行斗争，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当前反腐败斗争处于“相持、胶着阶段”的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到处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在当今的官场真还不乏那种“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所谓“同路人”，我们当今的一些制度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预防境内外的“不法商人”和所谓“同路人”在最短时期中进行“利益联合”，还不能有效阻止这些非法利益联盟抢占社会利益的最高点，因而其间的斗争还仍然是严酷的，还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利于腐败、繁殖、衍生的种种“官场潜规则”——即“腐败文化”，在当今仍然很有市场，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而“各种不廉洁行为仍在侵蚀党的先进性”（伍祖文语），“教育”的软弱、乏力仍然是当今社会需要努力加强的方向。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反腐败能力”还急需提高，经常发生一些“倾向性问题”，忽而“轻预防”，忽而“轻治本”，忽而“轻教育”，忽而“轻惩治”，理解不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因而弹不好反腐倡廉的“协奏曲”。

　　……

　　总之，我们既要反对对反腐败斗争过分悲观的看法，又要防止盲目乐观情绪的滋延，更要反对一些“经济精英”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观点，要将各级政府的反腐败实践统一到中纪委的三中全会公报上，统一到“党内监督条例”之中，就像伍祖文先生所说的那样：面对当前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各种不廉洁行为仍在侵蚀党的先进性的严峻形势，惩治腐败这一手绝不能放松，必须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

　　作者：网友：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