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无情至极现悲情

　　●1989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侯孝贤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从影经历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如果说台湾电影有两个名字是中国电影史无法错过的，那么一个是杨德昌，另一个则是侯孝贤。1989年，侯孝贤以《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后他一直是欧洲

　　1989年，侯孝贤拍摄以台湾近代历史为背景的《悲情城市》，打破了当时台湾电影涉及政治的禁忌。梁朝伟（右）在片中扮演不会说话的主人公文清，大获好评。

　　在主流电影体制及环境里成长

　　1972年，我从艺专毕业，先当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原本以为就一直这么做下去了；恰巧当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打电话给顾乃春老师找我，于是我到李行导演的剧组担任场记工作。

　　在我自己当导演前，总共约有八年左右的时间帮别人写剧本、当副导演及兼做制片的经历。

　　自己当导演之后的前两部作品《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还是比较商业倾向的喜剧片，一直到《风柜来的人》可能自己已到了一个成熟度，而有整个改变。多数的创作者一开始总是如此，我们本来就是在主流电影的体制及环境里成长，不自觉就会投入到这样的类型和形式中。我认为在《风柜来的人》之前的电影作品，基本上还是比较属于商业主流电影。只是我在取材上是以台湾本土为主的类型电影，比如都市喜剧、古装神怪片等等什么都有。

　　《悲情的城市》那首歌给我感觉很强烈

　　本来《悲情城市》是要拍杨丽花的故事，或用杨丽花、周润发来演，后来没成，故事设计上是以在基隆走私的家族为背景。对《悲情城市》最早的感觉是听那首由洪荣宏翻唱、梁弘志重编《悲情的城市》的歌。这首歌我在初中、高中时就常唱，歌给我的感觉很强烈，于是就拍了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的一个家庭，并非主要拍“二二八”事件，只是背景设定在那个时代。

　　《悲情城市》大卖，还清了欠下的债

　　从那时开始，我就将以前我对台湾近代史了解的部分，及看小说得来的印象所累积出来的热情，开始做三部曲，拍完《悲情城市》，接下来拍《戏梦人生》，《戏梦人生》是在拍李天禄时，接触到他整个故事，当时正好是日治时代；再来就是《好男好女》描写白色恐怖。

　　《好男好女》开始走形式，有三个时空。我感觉到时代的意志影响到人，当时的台北现代人是个人的情感最重要而不是时代的氛围，就像《好男好女》那时候，蒋渭水的女儿蒋碧玉跟钟浩东、萧道运夫妇及李岚风他们向往革命，这些在日治时代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他们所向往的是为祖国去参加抗战。这跟现代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以前虽然是为了革命去参加抗战，基本上还是和情感连结在一起，但现代是纯粹个人的，每个时代不一样，人本身却是好男好女，所以我才用这样一个题目。

　　我在拍《悲情城市》之前还有负债，因为《悲情城市》大卖，还掉负债后，只拿一些钱回家，大部分都分给詹宏志、吴念真、朱天文；詹宏志五十万、吴念真、朱天文各四十万，他们拿到时都傻眼，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捧着现金到处发！

　　我电影里的“兄弟味”，没人拍得出来

　　对我而言，“任侠”是根深蒂固的概念，并时常在我的作品中显影。记得我在高中时看《三国》，曹操曾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枭雄才有那种气魄说得出口。我和他则相反，我的名言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１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武侠小说的影响；第二是每天和人械斗，到处帮忙，仔细一想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事，而是别人的事，但或许这种个性就是这样养成的吧！

　　所以在我电影里面的“兄弟味”，没有人拍得出来，包括徐小明刚开始拍《少年吔，安啦７，我发现他们对兄弟并不太了解，而我是从小就有和他们接触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也因此唐诺才会说我的片子里面有黑道情结。但其实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得非常彻底，不过也幸好如此，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欺负人；那种情结只是一种血性，你并没有办法达到那程度。

　　一开始还以为《悲情城市》是部大烂片

　　很多人都会问我，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不是《悲情城市》？老实说我每次拍完总会感觉每部影片好像能量不足似的，也可说我永不满足，从来没有因为拍完某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悲情城市》拍完、看完、剪接完、再试片，看完试片出来后，我还认为是部大烂片。

　　原因是它的条件不容易拍，我说的是现实实际的条件，包括场景都很困难，所以拍得很累，那是我拍得最累的片子。等于是从自己成长经验的题材跳到历史经验的题材，这并不容易，亦没有感到所谓的巅峰，反而认为那只是一个阶段：从自己的经验，进而了解到自身、了解到周遭别人的不一样，才有能力去做这一部分。口述：侯孝贤

　　■电影笔记

　　历史时空的凝结

　　观看《悲情城市》对任何观众都是一种考验。表面看，它具备了常规娱乐电影的诸多成功要素：尘封30年的政治事件的首次披露，小人物的曲折命运，纯真恋情，政治黑幕，个人抗争……理应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不过到了侯孝贤手里，这一切都用最冷漠无情的方式表达。

　　1992年，我随一个大陆访问团去台湾参加电影研讨会，一次，侯孝贤与《悲情城市》的编剧之一朱天文到场，与大陆访客闲聊。没见他时，总是把梁朝伟的气质赋予他，想象他沉稳忧郁，书卷气十足，错了，他略带疲倦的神情，透出一种台湾罕见的沧桑感，参杂着草根气息，其实说草莽义气更准确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是这种精神负重者的写照。他渴望与人交流，又像是自言自语，话题不离创作心态，别人很难插上话，朱天文娴静地听，适时恬然一笑，算是与他呼应，鼓励他滔滔不绝。不能奢望一次谈话就能像朱天文那样与他心心相印，要真正走入一个导演的内心，捷径是去看他的电影。

　　再看《悲情城市》，多少有些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为观众安排的位置是远离人物，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这与好莱坞模式南辕北辙。你可能会急于了解“二二八事件”，但是事件本身被他推到背景，不给你自认为全部看到并且充分了解这个事件的机会，甚至你都没有见到苦难的主人公们的对立面，只听到了政治权威的广播讲话，正面冲突无从谈起，真是政治电影的异类。他不打算复制事件，而是要开掘政治高压下普通人的心灵，因为心灵更难表现，却更容易被遗忘。

　　你可能对梁朝伟扮演的文清感兴趣，他却不引诱你去看，不提供让你端详的华美画面，似乎那不重要。他最感兴趣的是文清与恋人宽美的交流方式，文清从小因病致聋，他们通过写便条沟通信息，侯孝贤几乎每次都完整保留写字条的全过程，然后留出时间让对方默读字条，再配以字幕。如果你想看热闹，只能大失所望，暴力简单而笨拙，而且大都安排在大远景。他以一种洞察力驾驭着自己的影片，用长镜头表现时空凝结，积蓄着一种张力，但是他拒绝安排爆发的高潮，宁愿保留压抑的平静，莫非影射生活充满这种平静？

　　他或许认为，如果让我们轻易满足，就不会再珍惜，眼泪一干，就会把同情置之脑后，心安理得地寻找新刺激。实际上这个事件就是因为被很多人认为与己无关而被长期搁置，他再现的正是这种社会的冷漠。

　　冷漠无情推到极致，悲情也会喷薄而出。

　　□胡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成长背景

　　漂泊的异乡人

　　我在1947年出生，父亲原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我在四个月大时被抱来台湾。父亲在我十三岁时过世，印象中，他就是个文人，每天不是坐在书桌前看书，就是写字，这种印象是深刻而强烈的。

　　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

　　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喜欢看皮影戏和布袋戏，小时候便耳濡目染地接触这些东西。武侠小说、地方戏曲、杂类线装书，基本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谈的皆是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士的阶层有机会读书外，一般人念书的机会不多，靠的都是戏曲在传递中国传统忠孝节义、人情事理。

　　边陲感时常存在我心里

　　有时在边陲地带，文化的保留反而是最好的，如闽南话原是古汉语，因为是边陲，所以因政权更替而改变的影响比较小，传统的保存也最完整。这种边陲感时常存在我的心里，再加上我属于外来的客家族群，这种感觉更强。我家里所买的家具都是竹制的，因为竹制的东西方便丢弃，父亲准备随时要回大陆，而母亲连买个缝纫机都得斟酌很久。父亲来台湾最后还是无法回大陆，母亲就更惨了，亲友间的支持全都没有了，变成异乡人，那种孤寂感很强烈、压力又大。因此，母亲在我十七八岁时即因口腔癌去世，后来祖母亦在我高三毕业时去世。在这样不同的环境里面，反而可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加上看了许多小说的关系，就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口述：侯孝贤 采写本报特约记者林盈志发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