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集粹：干吗非给孩子取名叫“斯大林”？

　　从源头防止腐败是我们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环节，党纪国法就此已经建立了严密的防控制度，并取得明显成效，但众多的贪官外逃事件说明我们的制度落实得还相当不够。笔者也希望纪委、检察机关、出入境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认真剖析这些案例，看看这些贪官到底是如何“简便”办理出国护照和外汇证明的，看看我们防控贪官和非法资金外逃的漏洞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能不能也像清查学历一样认真清查一下官员们护照办理和资金汇出境外的情况，切实地将官员的各类“护照”及可疑资金控制在责任单位，使得腐败官员无法再轻而易

　　我们可以另举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强奸并残忍杀害了你的妻子，你目睹其逃脱，几天后你发现了该真凶，最适当的做法是报警，或者当时你完全可以有条件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但是你却悲愤难忍，将已经就范的人杀死，这时你是构成杀人罪的，可这时如果以“杀人偿命”作为理由对你处以死刑，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对你是过高的要求，这样做反而是国家和社会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因此，期待可能性就是指刑法对那些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认为那样做有可以理解、有可以同情的原因；作为普通人，要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这么做是一种苛求，是强人所难。“法不外乎情理”，如果一个法律的裁定让人之常情觉得不可容忍，就是违背人性的。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的因素，但是法官应当将其作为依法酌定从宽处理的因素。

　　工商、质监等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机构，应当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应只为一家一店代言；他们应该不遗余力地打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不能成为维护暴利的工具。然而，海口市的某些政府部门却无视自身的职责，心甘情愿为暴利眼镜店所驱使。如果说“官员傍大款”的现象只是某些官员的个人所为，那么政府部门被奸商当枪使，则是某些部门的整体行为，其危害比“官员傍大款”严重得多。

　　燕赵都市报：北京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厌弃穷人

　　说结论吧：对于北京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些为我们的富足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穷人，应当学会感恩；对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人格和权利，应当懂得尊重；当善良的人们给我们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时，应当懂得珍惜。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民主话语背后存在并活跃着的，永远只能是利益，不能以为“教授”、“博士”的头衔必然联系着真知灼见，不能对这些“知识分子”寄予太多的希望和期待。

　　正如专家所说，“很多新鲜事情对于青少年而言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打桌球、打电子游戏是最新鲜的，到现在，网络游戏、“激情视频”又是最新鲜的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对青少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的总是耽误学业、危害健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家长和老师深恶痛绝的东西总在更新换代，总是最新鲜、最受孩子的欢迎？如果我们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并就此找到疗救的办法，即便没有“激情视频”，也只会有更害人的东西来代替它。

　　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因为身处劣势，弱者对“共生主义”有着天然的追求，差不多是以一种卑怯的心态期待能与强者共生，获得自己那一块可怜的面包。而许多强者则不一样，他们依着身份的强势，不是谨守共生，而是追求独吞；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是为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惜让弱者“活不下去”，我快乐哪管别人挨饿冻死——这典型地表现在劳资矛盾中，农民工拼死拼活地希望与包工头、承包商“共生”，而一些无良包工头则是欺人太甚，不给农民工留一点共生的余地。王斌余的遭遇就是典型。

　　前不久的《光明日报》，刊载了袁隆平讲的一个故事：“2000年，郴州一个农民开玩笑地对我说，袁老师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吃饱了肚子；我们又要埋怨你，把产量搞得那么高，粮食不值钱了哦。我就对这个农民说了一个‘曲线致富’的道理。如今种粮食确实不赚钱，但是又少不得。你可以拿一部分田出来种高产水稻，腾出一些地方来种赚钱的作物，那不是又有饭吃又有钱赚了吗？过了两年，又见到这个农民，他告诉我‘曲线致富’成功了，粮食丰收，西瓜、蔬菜也卖出了好价钱。他这回百分之百感谢我了……”

　　一些法制完备的国家，对姓名有专门的立法。如日本的“姓名用字规范表”及户籍法，对姓名文字的使用范围做了限制；有的国家或地区姓名法规定得更细，比如有的地方规定重名不能太多，上户口时如果已经有3个人使用同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就不能再进行登记。我们能不能就姓名问题立法，并对套用名人姓名作出相应的制约性规定？不然，像斯先生一样为孩子取名“斯大林”，不仅会弄得周围的人感情上难以接受，还会使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因“伟人辈出”面临更多管理上的麻烦。

　　富裕，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社会要追求和实现的目标。但富裕之后，如果不能有一种于之相对称、相匹配的价值观念，那么，不仅富裕之人本身难以有真正幸福、和谐地生活，也会严重损伤社会的公平、正义感。因此，笔者认为，要想更高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减少和避免各种为富不仁、为富不正行为、现象的发生，最为紧迫和必须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建立、推广和强化一种积极、合理、易被各方面所认同、接受和内化的社会价值标准、财富观念，以系统而有效地引导富裕起来的人们正确面对、处理和支配财富。

　　有评论认为，监督非法集资显然也是审计部门的分内工作，然而，襄阳区审计局明知如此，却陷入集资纠纷乱局，这是最大的尴尬。但笔者以为，简单地将襄阳区审计局发生的这起官司理解为审计系统的最大尴尬未免有些过于狭隘。如果地方审计面临的制度困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那么类似于审计局长告审计局长的官司还会发生，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天价月饼”中的搭售及过度包装也提示我们，在有序的健康的市场环境中，商家的逐利冲动是启动市场竞争的动力之一，但这种冲动必须被置于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凡有可能毁损社会整体利益的逐利冲动，必须受到遏制，这里既有经济领域内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的问题，也有相关领域的制度规范逐步完善的问题。因为，经济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现象，时时让我们感觉到其它领域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向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干扰。因此，要保障经济领域的健康有序发展，我们不能放松其它领域的诸项改革。

　　吊诡的是，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像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许多掌声。

　　科举取士利弊兼具，且影响重大而复杂，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者与批评者都很多。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如果博弈是均衡的话，地方政府和高校就可以向中央开出要价：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地方身上啊，从财政部到教育部，中央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吗？据统计，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而专家估算，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国家教育投入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000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国家投入的蛋糕没有做大，怎能苛求地方政府、高校和银行作太多的贡献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于美国的抗灾能力评价甚高，这一点，在“9·11”事件中已经得到充分表现，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然而，新奥尔良的灾难却在改变着人们的这一看法，一些更严重的问题被暴露了出来，这就是“秩序的凌乱甚至丧失”。早在8月31日，美国政府就已宣布14个部门将联手开展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救援行动。在此背景下，新奥尔良呈现的本该是热火朝天、紧张有序的救灾场面。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今的新奥尔良变成了人人自危的“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