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冼星海：音乐为人民

　　新华网北京9月7日电（新华社记者周玮）延安鲁艺山坡上的小土窑里，火苗微弱的菜油灯映出一个身影，时而长久坐定，时而来回踱步……6天之后，一双激动的大手捧出一叠乐谱，《黄河大合唱》诞生了！

　　抗日军民高唱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杀向战场，消灭敌人；今人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豪迈壮烈的场景在眼前浮现，壮怀激越的民族精

　　出身于贫苦渔家，到巴黎音乐学院求学，回国后奔赴抗日救亡宣传第一线——坎坷动荡的历程中，音乐，始终是冼星海的生命线索。

　　1935年秋，30岁的冼星海回到上海。那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冼星海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在《创作札记》中，冼星海写道：“1935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大约写了300多首救亡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救国军歌》，我是在五六分钟内写成的，现在全国都唱。”看完塞克的歌词稿，他来不及找五线谱，就在一个废弃的纸烟盒上记下旋律。有人回忆，这首《救国军歌》创作出来没几天，上海抗日救国会就高唱着它，组织了群众大游行；傅作义将军曾把它作为指定的必唱曲目，在其部队传唱。　《热血》《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生产大合唱》《游击军》《反攻》……喷涌而出的才情与激情，使得冼星海在短时间内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经典；怀揣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深热爱，冼星海在这条音乐之路上步步生花。　著名作曲家、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撰文怀念他：冼星海所取得的成功，创造的辉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音乐道路，他走了一条人民音乐的路，音乐为人民的路。冼星海曾在他的音乐论文和创作札记中反复强调，“新音乐的本质”是“具有浓厚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它必须代表大众的利益”“易懂又易于普遍”“易学而又易于传播”“为大众所接受和把握”。

　　有人感叹冼星海音乐创作的丰富与多产。在他的作品中，有表现英雄气概的进行曲形式的，如《到敌人后方去》；有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与鼓励融于一体的，如《在太行山上》；有表现百姓劳动生活的，如《拉犁歌》；还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等。他的心灵与人民一同呼吸。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饱受战火煎熬的痛苦和对胜利之后幸福生活的期待，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每一种感受，都是他创作的灵感。

　　“冼星海的音乐，既有中国北方的高亢、苍凉和大气，又有中国南方的秀美、婉约和流畅。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中国人民大众中产生了鼓舞、激励、愉悦、审美的功能，也为中国的作家、文艺家提供了一个如何能使艺术更多地走入大众这样一个重大命题的优秀实例。”著名作曲家叶小纲说，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在形式和结构上十分完美，这和他接受了西方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有关；他的音乐语言十分民族化，也十分亲切，与听众有很强的亲和力，这和他孜孜不倦向老百姓学习是分不开的。

　　祖国与人民，是冼星海40载短暂而壮美的人生乐章中的最强音。而人民也将世世代代怀念他。

　　今年恰逢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人们以各种形式缅怀他：群众、学生合唱他的歌曲；专家围坐研讨他的音乐创作；将他的事迹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他的故乡广东番禺筹建纪念馆；网上纪念馆里，为这位“南国箫手”祭酒献花。

　　在北京朝阳公园，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青铜雕像巍然矗立，那是他在民族危亡时刻，怀着满腔怒火进行创作的瞬间——大衣吹起，仿佛千军万马身旁过，双臂展开，好像黄河之水呼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