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中国“洋油”史

　　1959年，全国性“油荒”形势严峻。一旦航空煤油断档，我国空军机群将陷入无法起飞的境地，这意味着我国的国防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冲着侯祥麟喊道：“你再不给我把航空煤油搞出来，我就把你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已担任中国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侯祥麟和同事们都憋了一口气。

　　1961年除夕之夜。在京郊的石油研究院一座平房里，侯祥麟坐镇指挥着一次精制的玉门航空煤油的小单管燃烧试验。操作台前，一位中年妇女全神贯注。她就是侯祥麟的夫人李秀珍，试验组负责人之一。为了攻克炼油的道道难关，他们夫妻双双进了试验室，家中两个三四岁的女儿都顾不上看管。

　　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之后，玉门原油研制航空煤油的难关攻破了，但在空军试飞过程中，又出现飞机发生喘震的问题。侯祥麟决定改用新疆和大庆原油，分别生产出1号、2号航空煤油，试飞取得了成功。侯祥麟和他的同事们用百折不挠的精神把中国航空石油科技的历史，从原始的一片空白，一下子推进到了20世纪。

　　1959年1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科技规划会议。会议将发展尖端武器作为今后重要的研究内容。会后，国防部门向石油部提出了研制原子弹、导弹和超音速飞机所需耐氟油脂、耐高低温润滑油脂等油料的试制项目。

　　“决不能拖原子能工业的后腿！”侯祥麟提出在石油科学研究院内建立4个中型厂房，进行小批量生产和测试工作，减少环节，加快尖端武器用油的试制工作。

　　水滴石穿，磨杵成针。1962年底，侯祥麟和他的队伍研制出24种尖端武器用油，试制出符合要求的样品交与使用部门鉴定的有15种，这些都是航空航天工业所必需的各种润滑油脂。其中全氟润滑油及其他品种，于1964年生产出合格产品，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不久，他们又完成了5号远程导弹所需各类润滑油的研制任务。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中国经济被“油荒”窒息的时候，大庆油田的发现点燃了共和国经济崛起的希望之光。如何尽快将大庆原油提炼成石油，源源不断地注入国民经济的命脉，是摆在主管炼油科技研究工作的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侯祥麟面前的紧迫任务。

　　1960年底，针对大庆原油的特性以及世界先进炼油技术的发展趋势，侯祥麟提出，要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炼油技术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并在工业生产上加以应用。

　　在主持研究炼油的5项工艺技术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试验室、炼油厂之间奔波着，争分夺秒地想让这些炼油新工艺早点开花结果。当年负责硅铝小球催化剂研制工作的闵恩泽院士回忆说：“大到科研方向和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侯院长都亲自抓，亲自过问。一次，兰州炼油厂的一份催化剂研制设计书需要修改，叫我们把有关资料寄去。侯院长听到后说：‘不能寄，你立即乘飞机送去！’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飞机。可见，侯院长急到什么程度。”

　　1965年，5项工艺技术先后在大庆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投入使用，各种催化剂、添加剂也被投入生产和应用。我国炼油工业技术在5年之内跨越了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使我国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4大类油品自给率达到100％，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历史。

　　当时有部国产电影叫《五朵金花》，片中有5位勤劳、美丽的少数民族姑娘，名字都叫金花，很受人们喜爱。于是，这5项炼油工业新技术就被石油人形象地称作“五朵金花”。至今，“五朵金花”的故事在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家喻户晓。

　　本报北京9月7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