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抓捕外逃贪官

　　余振东、杨秀珠、卢万里、蓝甫、高严……这是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们无一不是敛财数千万乃至十数亿元的腐败分子，他们中有人外逃多年后被引渡回国，也有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在国外过着富豪般的生活。9月5日，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将在北京正式开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日前，作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中方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至今已发出400个“红色通缉令”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等形式，围堵追捕外逃腐败分子。我国从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开始，至今已通过该组织发出了近400个“红色通缉令”，已将不少外逃腐败分子押解回国。

　　今年2月，我国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外逃贪官杨秀珠发出了“红色通缉令”，3个月后，杨秀珠在阿姆斯特丹被捕。我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成了悬在外逃贪官头上的一把利剑。

　　国际刑警组织24小时监控，已帮中国抓回230多名外逃贪官。

　　据了解，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来自世界各国警察部门的36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每天24小时关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犯罪活动，发出国际通缉令，组织协调跨国追捕等。据透露，国际刑警组织迄今已帮助中国抓回了230多名外逃贪官。

　　国际通缉令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外逃贪官不是改名换姓，就是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贵州省交通厅前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索贿5500多万元人民币，案发后用假名仓皇出逃到太平洋岛国斐济。他不敢上街，整天躲在租来的别墅里焚香祷告。出逃3个月后被押解回国时，卢万里的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建立反腐国际合作机制

　　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正加紧与有关国家商谈，建立反腐国际合作机制，到那时，腐败分子在国外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对于这一状况，“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发言人之一，来自美国世界法学家协会的经济犯罪专家理查德·布兰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不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建立反腐国际合作机制。

　　在积极寻求反腐国际合作的同时，储槐植认为，反腐要加强国内的制度建设，首先是要填补立法空白。比如，在对腐败分子的惩治方面，我国的相关法律还需要完善。目前我国刑法对“感情投资”、“放长线钓大鱼”等变相受贿没有明确规定。

　　储槐植认为，我国将于明年实施的公务员法是预防腐败的一个重点法律，但还需要一些配套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出台。比如，正在酝酿中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光是）收入申报对于反腐一点用也没有，收入的申报其实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奖金、福利、津贴的申报，这些本来就是在阳光之下，而且有章可查。”储槐植说，目前党内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实行的都是收入申报制度，可是这样一来，不是在单位内得到的收入，公务员一样可以不申报，这对于遏制腐败基本没什么作用。

　　他说，关于这一法律的申报内容，包括收入、动产、不动产、股票等收入，公务员的财产一旦进行申报，甚至要上网，老百姓可以到网上查询其财产尤其是重要财产。

　　外逃贪官卷走资金500亿美元

　　据悉，近年来，每年惊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出逃案高达20至30件。

　　一位参加“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的中方专家说，一段时间以来，“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成了很多外逃贪官预期的出逃轨迹。

　　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在《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外逃贪官目前有4000多名，卷走的资金约在500亿美元左右。

　　外逃贪官严重践踏了我国法律，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缉拿外逃贪官非常困难。

　　储槐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追逃的主要困难是，除了西欧南美一些国家可以进行多边引渡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双边引渡。目前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或中小国家，而在和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只能依靠司法协助。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起司法协助协定。

　　储槐植说，像余振东这样的贪官，出逃一般都首选发达国家，他们卷走的资金至少在亿元以上。根据我国刑法，都可以判死刑，但是国际惯例是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如赖昌星就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不平等，没有外逃的人留在国内将可能判死刑，而外逃的人根据国际惯例反而不会被判死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我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大约只有5人。

　　（据新华社9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