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重新认知脚下的土地

　　1938年4月，初春的落日时分，由11位教师和284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经过68天、13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看到了碧波荡漾的五百里滇池，到达了西南联合大学。

　　这次步行后来被称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中，这支队伍接触到书斋中无法想象的中国现实，由此获益终生。闻一多先生是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万千人民流离失所，万千人民的理想与梦破灭，万千种悲伤交织。据统计，当时迁移在路上的有3000万难民，这其中有55％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中国90％的大学受到了日军的轰炸、焚烧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搬迁次数达300多次。但正如南开校长张伯苓所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北平失陷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山西野外考古。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就离开了两个人心目中最挚爱的北京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之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

　　堪称奇迹的是，到抗战胜利之时，中国的大学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的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潘光旦教授写出了《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钱穆拟就《国学大纲》，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华罗庚拿出三部数学名著……

　　“读书投笔，皆系兴亡。”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800多名西南联大学子奔赴战场；迁移在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300多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而留下来钻研学问的学生们则是孜孜以求，不言劳瘁。日后正是从这些学生中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元勋，走出了新中国157位两院院士。

　　这是一个值得追记的特殊战场，万千学人用生命和热血，护佑着薪火相传的文化种子，积攒起砥砺斗志的文化力量，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绵延不绝。这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文化长征，家国的不幸虽让这次远行带有一抹悲壮的色彩，但对于久囿书斋的师生们来讲，这又是一次接触社会了解国情的绝佳机会，大大拓展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和创造底气。

　　今天，虽然大环境不同了，但现实的国情依然与课本上的描写相去甚远，广大的农村、遥远的山区、变化的城镇依然需要我们认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然是我们获得真知的最好途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俯首亲近脚下土地的脚步，也依然不能停歇。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08日 第四版)

　　作者：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