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日领馆五年为报仇(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8日10:58 新文化报

　　抗战瞬间

　　8年抗战，14年抗争，无数个经典瞬间。

　　在怀念与追忆的日子，我们辑录下了关于那场战争的经典瞬间，述说照片背后的传奇故事。

　　战火纷飞时的边区政府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新华社发

　　他们与祖国风雨同舟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刻，人们不应忘记全国各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海外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贡献。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后，得到在美国洛杉矶华侨及其他人士的资助。

美籍华人给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捐助大量衣物新华社发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艾黎和他抚养的孤儿在一起新华社发

　　新新闻

　　8名抗日老兵获纪念章

　　本报讯（通讯员惊鸣记者陈澈）9月7日，长春市公安局举行老干部座谈会，并为曾经在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的8名抗日老兵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8名抗日老兵分别是：孙炳辉、刘长柱、晓荔、李万山、刘淑花、乔梓、吕崎侠、刘超，抗日老兵乔梓在不久前因病去世。

　　把毒药投进酒壶的那一刻，他是怎样的心情？毫无疑问，那是詹长麟92年人生轨迹中最壮烈、也最沉重的一个刹那。

　　66年后，詹长麟端坐在南京市居所的一张方桌前。记忆的闸门打开后，日本总领馆酒宴投毒的一幕幕如电影般重现，清晰如昨。他还记得，那4坛绍兴黄酒是从老万全酒家买的，就在中华路三山街119号。

昔日英俊小伙儿詹长麟(右)如今已成皓首老人

　　1.生死抉择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为抗日工作；二是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1913年出生在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后因探母回到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从此他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2.卧底刺探

　　詹氏兄弟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

　　詹长麟从此潜伏了下来。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役，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悄悄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下来，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成了“同志”，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二人为人朴实诚挚，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詹氏兄弟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白天里，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但暗地里却加紧刺探情报。他们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3.乘机投毒

　　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苦等了一年半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6月9日，哥哥詹长炳带来毒药，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黄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家人悄悄渡江远走，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18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长麟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一饮而尽。4.成功脱逃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迅速传遍了南京，市民拍手称快。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迅速与詹长炳会合后，在专人护送下，逃至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不好，酒里有毒！”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日本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息迅速传遍了南京，市民暗暗地拍手称快，群情振奋。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关闭城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全家逃到浙江、福建，藏身偏远山区中，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据《南方周末》

　　附件投毒为报国恨家仇投毒者给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公使崛公一的信函

　　1939年6月25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恨家仇。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

　　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詹长炳詹长麟（1939年）6月25日（新闻编辑：曲兆佳）（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