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集粹：教育部为何"被迫"捍卫中央部门权威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过多次调整，但常常走不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困境。究其根本，这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保障。在现代意义上，也就是缺乏法治。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并非依靠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制度框架来进行，而是通过双边谈判或博弈来确定，所以，双方的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朝着一个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把它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法制化和合理化。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条

　　对于房地产市场，应当反思多于肯定，分析多于结论。房地产市场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需要国家大政上的宏观调控，这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否则，完全依赖市场，就会把国家赋予百姓的住房福利、社会公共福利吞噬掉，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房地产商一夜暴富的神话，活脱脱地展示出“富了我一个，亏了千万家”的尴尬场面。

　　目前最重要的是高考，天文学得再好也不能为高考加分。”这是丁舒珊父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已经高中二年级的丁舒珊，尽管她对天文知识异常喜爱，但在目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体制下，在巨大的学习压力面前，必须有所取舍。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当然要求孩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考备战上。如果丁舒珊父母知情，他们未必能让学习异常紧张的丁舒珊如此长时间上网，丁舒珊也就不会凭借厚实的天文基础知识在实时专业网站“偶然”发现这颗近地小行星，也就不会对人类天文事业作出贡献了。丁舒珊在个人博客里，记录了自己天文观察的辛酸。她说，面对巨大的学习压力，很多次想放弃爱好。正因如此，当丁舒珊被媒体广泛赞扬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天文热”。很多家长虽然对丁舒珊表示赞许，却不愿自己的孩子将她作为学习榜样。

　　许多人发现，说话细声细气，动作扭扭捏捏的女性化的男生在增多。其实，男生的女性化本质上是性别感错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中小学女教师过多也是造成男生女性化的原因之一，过于突出的女性氛围当然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有不利影响。家庭教育的失误是造成性别感错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现在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于是家里男孩当女孩养和女孩当男孩养的情况不难见到。结果有些男孩长大了行为类似女生，经常遭人嘲笑，要经过艰难的抵抗，才能回复“正常”。

　　之所以出现这种“猫鼠”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怪事，原因在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竟然把制假售假看做是本地的经济增长点，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在他们看来，制假售假不仅可以安排就业，而且可以活跃本地区经济，有利于维护他们的政绩。于是就竭力庇护、纵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打假的最大障碍。不打破这层保护伞，无法从根源上制止消除假冒伪劣产品。

　　中国经济时报：城乡消费差距10年 权利差距呢

　　以教育为例，表面上看，城乡学历人口的巨大反差，似乎只是农民收入低下，教育消费能力有限的结果，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仍是一个城乡教育权不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民以教育附加等税负形式在自我负担，从校舍建设到教师工资等等，均是如此，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了农民的义务；而在城市，虽然城市居民也有相当的教育负担，但起码像校舍、教师工资这样的投入主要还是由政府承担的。由此不难看出，享受教育权差距，才是造成城乡教育水平悬殊的制度化根源。同样，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背后也有一个健康保障权分配失衡问题，为什么农村合作医疗覆盖远不如城市？根本还在于，健康权利的不平等，医疗资源被人为过度地集中于城市，农民无法分享公共卫生支出上的国民待遇。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和能力也十分重要。贺龙上党课虽然没有讲稿、提纲，但他讲课绝非天马行空，而是紧扣主题，密切联系实际，并运用自己的语言生动深刻地阐明道理。这些，与贺龙的知识素养、对实际情况的透彻了解，以及上课前的充分准备，都是密不可分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关键是教育者必须下大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该以贺龙为榜样，在教育中努力做到对部队情况了如指掌，对教育的实质、内涵融会贯通，并学会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入耳、入脑，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才会真正有所提高。

　　陈贤壮举报马加爵究竟算不算见义勇为？人们的理解大相径庭。一些地方的相关条例这样界定见义勇为：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不流血搏斗，或者不负伤住院，乃至于不英勇牺牲，有人认为就不是“不顾个人安危”，算不得见义勇为，陈贤壮仅仅只是举报了一下而已，怎能算见义勇为呢？但据《现代汉语词典》，见义勇为是“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据此，见义勇为并不意味着在“利人”的同时一定需要“损己”。山西有关条例更是直接写明：“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作为见义勇为。”这样来看，陈贤壮的举报行为自然是见义勇为。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鉴于王斌余之“激愤”杀人前提，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弱势优先”更能体现一种补偿的正义。过去20年我国医改之所以“基本不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卫生资源在市场分配上存在的“重大城市轻小城市”、“重城市轻农村”、“重参保人群轻未参保人群”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医改中，弱势群体面临着被医疗这一公共产品所抛弃、被盘剥的困境。而我们之所以期待新一轮的医改，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新的医改政策应能体现对于弱势人群的补偿，这也是我们强调医疗的公益性质之所在。显然，既然此次全民医保的目标并不打算再次抛弃弱势者，那么为何不优先考虑他们呢？

　　为什么人们对捐献骨髓心存疑虑，顾忌重重？除了科学宣传的缺失，与公众的道德义勇有关，更与公众人物的带头作用微弱有关。公众明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的行为往往成为追捧者效仿的样板。他们的爱好和追求，尤其会成为青少年效仿的典范。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远远超出了私人化的领域，而进入公众视野，进入社会道理伦理领域。正因如此，公众才对明星们寄予了更多的期许，期待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有着更多的道德担当，起到更好的人生示范。

　　一提到“老师”这两个字，牵动我们内心的，就总是感动。我忘不了，小学一年级，我把铅笔丢了哭起来，老师是怎样的安慰我；我忘不了，小学三年级，我打了老师的孩子，老师是怎样的原谅我；我忘不了，小学六年级，我们到县城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时候，老师是怎样的在我们家门口等待我，又怎样的鼓励我……这样的记忆，每个人都会有，而且永远都忘不了。

　　争夺考研辅导市场绝对不是河南的特产，笔者所在的武汉市，考研辅导班竞争异常激烈残酷，全国各地大概也大同小异，只不过还没出现命案。竞争激烈是因为有暴利可图。拿河南这起案件来说，30多万元不能让乔教授改变自己办班的主意，而且他收费比对方低40％，那么，考研辅导班的利润到底有多大？外界不敢想。创办该公司的芦云鹏1993年开始组织考研辅导，第一次三天辅导就净赚21万多元。当年几乎是白手起家，到现在他身家达数亿元。为了在河南独霸这个肥得流油的市场，芦云鹏对在郑州搞考研辅导的同行多次进行打砸，致轻、重伤多人，对威胁利诱赶不走的同行，竟干起了暗杀的勾当，使人闻到考研辅导市场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孙楚寅受贿案是一起典型的串案、窝案，三年前孙楚寅受到查处之后不久，该案就以带出厅级干部7人、县处级干部15人，其中担任单位“一把手”的干部11人，在襄樊政界引发一场空前“大地震”而闻名全国。尽管人们此前已经见识过广东湛江走私受贿案、福建厦门远华走私受贿案、辽宁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安徽阜阳“王（怀忠）肖（作新）”腐败案、黑龙江“韩（桂芝）、马（德）”腐败案等大案、窝案，而今面对这起规模相对较小的“孙楚寅受贿窝案”，人们仍然万般惊愕、痛心疾首。

　　新奥尔良所呈现出的“两个美国”的反差如此强烈，就连毕生研究美国种族与阶级问题的学者也感到震惊。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金克斯对记者这样解释他的意外之情：“也许这只是我早已知道的东西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与我所了解的美国社会并不矛盾，但它决不是我所想见到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调查研究表明，种族与阶级仍然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所属的种族和阶级与他能否成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