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政治权力的表达

　　公平竞争的外衣掩盖不了科举的专制本质

　　从这张表可以清楚看出一个普通士人是如何晋身为官员阶层一分子的。历经这样的层层考核，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可能再保持独立的思想精神。科举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他们

　　科举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更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它对知识界的影响无可估量。

　　很多人在谈及科举制度的时候，总是把落脚点放在考试制度、铨选人才的细节上。以至于借几百年前外国死人之口歌颂科举制度是中华文明的体现，堪称中华文明“第五大发明”云云。但事实上，考试仅仅是科举制度的“臭皮囊”，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是考试的内容。

　　作为东亚传统专制国家中特有的“公务员考试”，科举制度与英国19世纪开始实行的近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本质的不同在于，它以儒家学说，而不是维护国家机关日常运作所必须的知识作为考试的内容。科举制度事实上是一种权力表达，通过它东亚传统专制王朝将其审订的，符合其统治需要的伦理道德，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官定学术的本质

　　唐代科举六科中，最著名的明经科和进士科都与儒学关系密切。明经科全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自不必说。唐科举诸科中地位最尊贵的进士科也是一样，入门第一场就是“帖经”，考查应试者的儒学修养。

　　宋神宗时代，随着王安石举起改革的大纛，科举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王安石统一了科举考试的文体，创造了“经义体”，将考试中阐释儒家经典的文章分成“破题、接题、小讲、缴结”四部分组成的“四股文”，直接导致了后世“八股文”的产生；另一方面，王安石主持编纂了《周礼》、《诗》、《书》“三经新义”，并使之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标准参考。于是，宋王朝的皇帝建立了自己审定的国家学术系统，并让全国士子将这一系统当作了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达到了“一道德”的统治目的，完成了科举制度的学术国家化改造。虽然王安石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他关于科举制度的种种措施却被保留了下来。

　　宋朝之后，科举录取人数的扩大，让下层士子跳过龙门获取富贵的几率大大提高。

　　“一道德”又用“忠孝信悌”的道德教条束缚住考生，使之自觉自愿地带上专制统治的嚼子。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士人阶层个人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务，孔子语录当中“学而优则仕”的这个“优”字，逐渐由“余力”扭成了“优秀”。科举，成为了检验读书人学习效果好坏、学术修养高低的惟一标准。

　　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比19世纪中叶前后英国政府与清廷“公务员考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科举制度问题之所在。清人科举，主要考经义、诗歌、策问时务。同期英国行政级公务员考试则有英文、日用科学、数学、法律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时科举最后一关殿试的内容为“对策”，但这一场考试在实际操作中较不受重视，清代科举中的“对策”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而对儒家经典的熟练掌握，对各级官僚实际的工作几乎没有帮助，因此，科举制度很难选拔出真正的技术官僚。

　　出于这一考虑，进士中的优秀者被编入翰林院，通过文书工作熟悉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但这事实上无法解决儒家道德经典与政府工作脱节的问题。因此明清两代政府机关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部门中吏的地位提高，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取代官，成为政府活动事实上的核心。同时，在一些高级地方官僚周围，幕僚的身份和作用提升，成为他们完成部门工作的重要助手。但是无论是“吏治”还是幕僚，都无法解决以国家学术为核心的科举与当时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

　　将科举制度在极具公平性和诱惑力的考试外衣下，隐藏的国家学术本质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科举制度的最大问题。无论唐宋，还是明清，科举都是进入统治阶层的最主要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自身的技术歧视与保守性被天朝大国最广泛的人群无差别地接受了。□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