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举时代大学]辅仁大学：风雨27年

　　以教会大学名义诞生的现代大学，是中国大学教育的缩影

　　辅仁大学所经历的27年，是20世纪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20世纪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在辅仁大学的办学宗旨中，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被放在了并列的地位，那时的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各种知识，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父辈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着新文化的教育，而学校大门的外面却是一片动荡的世界。

　　辅仁大学，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它的辉煌只有短暂的27年，但却是后科举时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辅仁大学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位于兴华胡同13号的辅仁大学校友会办公室是老校友们沟通感情和聚会的场所。

　　陈垣是辅仁大学的一面旗帜，他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兴华胡同13号是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故居，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很一般的小四合院如今已作为辅仁大学校友会的办公地点。每天都会有一些老人在这里忙碌着，他们曾经都是在辅仁大学就读过的学生，如今退休以后便到校友会中来做一些工作。

　　石椿年是辅仁大学48级经济系的学生，他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即将出版的《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他说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返校日”，在那天很多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都会回到这里和老朋友聚会。今年颇有些不同，因为今年是辅仁大学建校80周年，所以校友会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准备今年的“返校日”，他们将在今年的9月11日，回到学校的原主楼礼堂一起庆祝母校的80周岁。

　　以教会大学名义诞生的现代大学

　　1913年，天主教知名人士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为各省教会培养青年子弟。“辅仁”二字取自《论语·颜渊》中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句，当时辅仁社收有学生20余人，课程以“国学”为主。到1917年，辅仁社停办，但它的名字却在之后被辅仁大学沿用。

　　1925年，美国天主教会士、俄亥俄州西顿大学教授奥图尔到北京和英敛之等人一起筹办北京公教大学。他们选定当时李广桥西街（现定阜大街）10号原旧涛贝勒府为校址，以16万美元租下该地，并开始修建校舍。当年7月，在北京公教大学校内另辟一部开设国学专修科，招收学生，于10月10日开始上课，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作为升入大学的预科，这个部门后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这就是辅仁大学的开端，之后，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定名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并选拔奥图尔为校长，陈垣为副校长，于此，辅仁大学真正开始了它27年的历程，而陈垣也开始陪伴着辅仁大学走过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

　　动荡年代的学校

　　王林纬（化名）是47级辅仁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他和石椿年一样，都是辅仁大学最后一批毕业的学生。谈起当年的辅仁大学，王林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学校那个时候浓郁的学习氛围。他说辅仁大学在入学时虽然并不是很难考，但入学之后，学校的教学却很严格，学生如果要想毕业，必须很用功地学习。石椿年则给了这样一个数据：辅仁大学27年的历史中，共招收学生12355人，但正常毕业的只有本科生4812人，研究生76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因为在中途去参加革命了，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学生因为成绩不合格而不能毕业。”王林纬说，“这一点好像跟现在的大学不太一样，现在的大学难考，却比较容易毕业。”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战争、运动也同时袭击着辅仁大学。各种社会思潮，西方知识也在这个时候不断涌进学校，洗礼着年轻的学子。

　　“当时太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好像很混乱，每天似乎都在接受着一种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和过去直接所接触的那些完全不一样。”王林纬说。

　　一二·九运动，抗日游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无不影响到辅仁大学，学校里的许多热血青年也加入到了运动之中。在这些运动之中，学生们更是不断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潮，以及科技知识，通过运动学生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在现代知识技术上的缺乏。于是，现代西方的知识成为辅仁大学中最受学生重视的课程之一。

　　实际上在1927年时，辅仁大学董事会便制定了《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组织大纲》，大纲中对学校的教学宗旨做了这样的规定：“本校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

　　王林纬和石椿年都很清楚记得，那个时候学校的教育把传统文化教育和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作为了所有学生学习的重点。“大一新生进校之后，必须学习的一门课就是国文，而且这也作为期末考试的内容，记入成绩。”王林纬说，“另一方面，陈垣校长对西方科技知识也很重视。我记得那个时候理科生做实验用的设备和机器，很多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这在当时北京的几个大学里是很少有的。”

　　陈垣是学校的一面旗帜

　　“陈垣校长就是学校的一面旗帜。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说起这位在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校长，王林纬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心目中的陈垣。他说陈垣不仅在做学问方面给很多老师和学生做出了表率，更重要的是陈垣的精神成为了辅仁大学精神，而这些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辅仁大学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当北大、清华等学校转移到西南时，辅仁大学因各种原因成为当时惟一一所在北京继续办学的大学。不仅如此，辅仁大学还在陈垣等人的努力下，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原则能够一直坚持八年，直到抗战结束，在当时不得不算做一种奇迹。而当时，学生们都知道他们能够依然还在学校里上课，不受日本人控制，这些都和陈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强硬态度，日本人也一直盯着他，他稍微有什么举动都会被日本人找去问话，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他还是坚持在辅仁大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走了，可能辅仁大学就会沦陷，我们学生就会失去原有的一些东西。”虽然王林纬没经历过抗日战争时的辅仁生活，但是在编撰校史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很多那时关于陈垣的故事。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北京，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最终还是没有离开。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曾密谋帮助他离开北京，他那时也同意南下。但后来这件事被当时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雷冕几个晚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如果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如果他一走，学校很可能很难维持，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最后，他还是留了下来。”王林纬说。“如果没有他在，辅仁大学可能早就没了，我们也很可能与辅仁错过。”

　　石椿年说，以陈垣为代表，那个时候的辅仁大学实际上有很多学术成就很高，又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如周祖谟、马衡、刘半农等老师都是我们学校最受人尊敬的老师。”

　　一个永远的记忆

　　然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风风雨雨中走来的辅仁大学，却最终还是在1952年停办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停办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被调整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除了个别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之外，辅仁大学全部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是辅仁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石椿年轻轻地说出了这一句话。虽然，他们依然还能为全世界各地的辅仁老校友忙碌着，还能每年在返校日和昔日的校友一起在学校的老主楼前合影，但那毕竟已经只是一种过去，一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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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名师

　　除了校长陈垣之外，辅仁大学还有很多名师，比如著名的考古学家马衡、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美学家朱光潜等。而于今年去世的启功先生，则是后来辅仁大学老师中最被大众熟知的一个。

　　辅仁学子

　　虽然辅仁大学只存在过短短的27年，但是它却培养出了一批后来颇有成就的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20世纪整个中国的文化、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史树青、叶嘉莹、朱家溍、傅惟慈、来新夏、欧阳中石、张厚粲……这一系列的名字代表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成就，也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教育取得的一些成功。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