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举时代的教育断层与承继

　　三位专家谈废除科举后的中国教育制度转型

　　科举制度刚出现的时候是全世界古老文明中最先进的制度之一，用科举的方法来选文官，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它打到东方，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打败了。到了那个时候，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科举制度的弊病才全面显示出来。

　　1905年废除科举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阻碍新学堂，不利于开启民智。从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来观察，中国现代教育主要是受西方影响，但和完全意义上的西方教育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传统仍然会对教育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丁学良 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主要从事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等问题的研究，著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等。

　　谢泳山 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副主编。著有《血色闻一多》、《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

　　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教育情报学简论》、《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辽金元教育史》、《新师说》、《希望从这里升起：中国的学校儿童教育》等。

　　●关于科举制度与民国时期教育、西方现代教育的异同

　　丁学良：这些教育制度的根本差别在于：首先，西方现代教育不再是一种老式的精英制度，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政府培养官员，而是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如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它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保持了它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力图使个人全面发展。它在此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工业社会的分工已经相当专业化、技能化，这时的教育必须有新的内容，有新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有新的培养目标和衡量尺度。中国的科举制在废弃之前，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是两个时代的差距，而不仅仅是细节的不同。

　　除了这一根本区别外，还有第二、第三层次的区别。举个例子，科举教育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都要找到先圣的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看本本”。无论是你的思考还是学习的过程和考试方法，你在整个学习期间的表现、总的评价，它都要靠老本本来裁决。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现代教育主要是引导你走向未知的世界。一个是向后看，不能违背以前的圣人说过的话；一个认为以前的人说过的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区别导致了一种文明萎缩、衰落，另一种文明有生命力、能持续繁荣。

　　谢泳：科举时代的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不好相比，但有一个特点可把握，就是其中都有普遍私学的存在。也就是说，教育在国家占有重要地位，但国家绝对不能垄断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科举是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虽然评价不一，但一般都认为，它为下层人向上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尤其为出身农村的人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性渠道。科举制度不是单纯的考试制度，也不能简单类比于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

　　程方平：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主要是指隋唐以后的教育，也就是自公元606年至公元1906年的教育。这一漫长时期的教育是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塾、家学、书院、社学，以及民间保留的师徒相传的“艺徒制”和明末清初以来由外国传教士引进的部分西式学校等。尽管当时的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教学内容已经陈旧，学校教育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经过清末“新政”的推动，科举制完结了，在学习西方的风潮中，中国开始了自己近现代教育的历程。其明显的区别在于，建立新型学校、确定现代学制、不以培养官员为终极目的，而着眼于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

　　●关于民国时期的教育转型

　　丁学良：民国初期的国家状况不是很好，军阀割据，国家贫困等等，但那时的教育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根本的原因在于，那时候最早的一批知识精英形成了共识，老路不能再走了，必须走新路。这些思想领袖、知识领袖的共识，就是要把世界上先进的教育方式、做事方式引进中国，那就是欧美的方式———鸦片战争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点。而当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更有刺激。因为历史上日本是一直向中国学习的，它受到西方冲击也是在中国之后，但很快日本有了“明治维新”，其结果证明，欧美的方式不仅在西方有效，在东亚也有效———日本成为白人世界以外惟一经过改革、学欧美而进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国家。因此，当时的中国精英分子不是抽象地认识到要走新路，而是具体地要引进被时间证明有效的方式和制度。

　　当时中国的教育没有全面官僚化和衙门化。那个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因为他们有机会到各个学校去“试”，这样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气象。蔡元培、梅贻琦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海归”。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他们领导之下的教授培养的学生。那时中国大学的好老师与西方好的教授相比，没什么需要“转轨”的地方，很多学生到西方大学念书，也不需要“转轨”，因为当时的大学秉持了相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

　　谢泳：学术界对民国教育的评价普遍较高，主要是认为当时在办学方面比较自由，政府之外，私人办学、外国人办学同时存在。另外，科举时代留下来的教育资源（主要是人才），因为仕途没有了制度保障，自然地转向文化教育。中国早期承担教育转型的就是这些人，在地方的私人学堂里，也主要是依靠这些人。科举废止不久就完成了向民国教育的转型，与中国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密不可分。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过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于办教育来说，这是关键。

　　程方平：民国时期的教育产生于动荡的年代，是在国家危亡的困难时期。其主要特点就是借鉴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对义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都有积极的推进。一批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将国外的先进教育思想和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科举时代的教育转为民国时代的教育，是有一个渐变过程的。

　　●关于教育制度的断层与承继

　　丁学良：中国1952年后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而苏联办大学的模式与办工厂、办军队的思路一样。工厂和军队是一个个的单元、垂直领导、任务固定，大学也被办成一样的模式。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偏离了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它的成就仅仅体现在纯粹培养应用型的、工程型的人员，代价是基础理工科缺乏创新性研究，更不必说社会科学中经济、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创新研究了。科举传统不求创新，只求守旧；不求多元发展，只求整齐划一；不重发现，只重读经。后来的教育制度从结构上、体制上照搬苏联，把中国传统教育和苏联教育模式的消极面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教育模式虽然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不能把在某个点上合理的东西扩大。

　　程方平：科举时代中国的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许多学习途径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就是进行自主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好形式，遍及乡村的私塾也是文化普及的重要教育形式。至今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私塾仍然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另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和学习个性化需求的增长，类似于私塾的家庭学校也再次焕发出生机，成为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补充。如果承认文化传统还有价值，就应该传承、弘扬它，否则民族文化就会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国外文化的单纯追随者。在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是极具亲和力和兼容性的，中国也一贯以历史悠久、文明绵延而自豪。从国内教育的发展史看，不能简单粗暴地割断历史，应当学会从历史中找到改革和创新的资源。

　　因此，在有了100年的经历和体验之后，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认真审视后科举时代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如果站在21世纪的高度，把历史的包袱转化为改革和创新的资源，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将会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