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开一代，师表垂后世

　　走出科举时代，新教育家亮相，本报评点四大民国教育家

　　晏阳初（1890年—1990年）又名兴复、遇春，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892年中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教育事业，1902年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7年赴德国留学，研究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1912年回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五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实行全面改革，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张伯苓（1876年－1951年）名寿春，天津人，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天津先后创办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担任校长40余年。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任校务会常委。1938年任国民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陈鹤琴（1892年－1982年），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1949年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现代教育观念在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教育界先贤倡导下，开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本报选择了平民教育、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儿童教育这四个领域的四位教育家代表，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那一代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与人生追求。

　　●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一时之间红楼上下欢腾，校园中人奔走相告“喜逢先生蔡”。这其中其实并不包含多少对现代大学的期盼，在学生的想当然中，有蔡元培这样一位充满个人魅力又资望深厚的人物来担纲北大，日后毕业想必不难寻觅饭碗。

　　●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当时他的大儿子已经出生，陈鹤琴就开始拿大儿子做实验并且记录观察的结果，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教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平民教育 晏阳初：开启千万国人心智

　　1943年5月24日晚，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二十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大学教育 蔡元培：科举之后教育第一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次年秋天，距离后来废除科举的日子还有六年，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有过一次宴会，关于这次宴会，蒋梦麟曾经有过叙述：“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哄堂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谈论科举废除之后的教育，一切要从蒋梦麟笔下的这个才子说起。这个才子，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最早涉身富有现代气息的教育大概要从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算起，后来同样在教育史上享有大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时就是蔡元培教授的特班上的学生。

　　第二年，蔡元培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政治型教育家的称谓大概来源于此。

　　1912年，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这是个官，不过蔡元培不单是个教育官，更是教育家。在近五千字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蔡元培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他当时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从现实着手却从长远之处着眼。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17年出掌北大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一时之间红楼上下欢腾，校园中人奔走相告“喜逢先生蔡”。

　　这其中其实并不包含多少对现代大学的期盼，在学生的想当然中，有蔡元培这样一位充满个人魅力又资望深厚的人物来担纲北大，日后毕业想必不难寻觅饭碗。1917年1月4日，49岁的蔡元培乘坐马车缓缓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在接下来的一场极富震撼力的演讲中，他为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定下的却是一个恒久的调子：“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对学生们说了如此这番，又对教授们说了如此那番：“当有学问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说完这番，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开始和政府谈条件：“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至此，一所成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已经呼之欲出了。在之后的岁月里，蔡元培成了北大“永远的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后来者奉为圭臬。

　　中学教育 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如果讨论科举之后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南开中学是有代表性的。随着电视剧《张伯苓》的开播，张伯苓这个名字也开始广为人知。

　　说南开，还得从戊戌变法说起。戊戌变法风潮一起，使实业家严修深受启发，认识到了创办新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98年，严修回到天津老家，在严宅设家馆，聘用当时的新派人物张伯苓执教，让英语、算学和理化知识这些新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传统私学的讲台，这就是南开中学的肇始与胚胎。1904年，在天津主持“新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严修以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授其筹备新式教育。同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正式成立中学，称为“私立中学堂”，当年招收的学生中，就有日后成为清华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

　　1907年，学校迁到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始称南开中学。

　　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从一开始，张伯苓就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南开中学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个私立学校，后来的南开大学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

　　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但是常有经费不足的掣肘。但是当时的文化生态还是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眼光去看。这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张伯苓等教育家的胸襟，不像现在一些民办大学拿着教育当作摇钱树。张伯苓是把教育拿来培养人才的，这也是后来的南开人对他感念不已的原因。

　　儿童教育 陈鹤琴：开办中国第一个幼儿园

　　拿陈鹤琴来叙述科举之后的儿童教育是基于这样一个把握：在他之前的儿童发蒙的方式没有现代意识和教育思想的意识，从陈鹤琴之后，中国的儿童教育才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进而起步发展的。

　　陈鹤琴的童年受到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后来在清华和哥伦比亚的经历对他影响显然更深。在陈鹤琴所著的《我的半生》里，对于自己童年的私塾生活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翻翻，过去总是说私塾如何如何不好，其实在陈鹤琴的叙述里，私塾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有意思的一面。

　　比方说他讲的对对子的故事。故事是说一个喜欢喝酒的“酒仙”一天夜里到朋友那里去喝酒。朋友已经关门休息，他就敲门，朋友不愿开，就让他对对子，输了就不进去。对子是这么对的：一、“谁？我。”二、“何往？特来。”三、“老兄好？小弟安。”四、“几时回府？明日返舍。”五、“去，不敢屈留。来，定要叨扰。”六、“灶下无灯无火。厨中有菜有肴。”七、“为客贪杯，断非君子。作东惜酒，亦是小人。”八、“夜已深，不可传杯弄盏。天未明，正好行令猜拳。”九、“咚咚咚，当当当，三更三点。来来来，斟斟斟，一口一杯。”这样的故事以后就很少见了，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对出这样信手拈来的对子。而且私塾教育时期对于陈鹤琴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影响，用陈鹤琴的话来说就是：“童年时代的人生观，还不是一种显亲扬名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比较纯洁、天真而已。”现在的小孩子应当说比陈鹤琴时代的教育好多了，但是要说起人生观的确立，平心而论，还不如那个时代，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

　　1919年初，陈鹤琴即将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正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陈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他回去完成博士学位。陈鹤琴于是接受聘请回国了。在陈鹤琴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这其中应该有童年教育的影响。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校。

　　那里对于教育的研究注重的是实践调查。陈鹤琴回国之后对于儿童教育的研究走的也是这个路数。当时他的大儿子已经出生，陈鹤琴就开始拿大儿子做实验并且记录观察的结果，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教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种实证的精神，现在没有了，所以后来出不了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也不是偶然的。当时一个堂堂大学教授搞儿童教育，在别人看来仿佛是件可笑的事情，但是陈鹤琴却是乐在其中。

　　1923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就诞生了。

　　幼稚园就设在陈鹤琴家里，陈则是园长。关于鼓楼幼稚园的意义，不用说得太多，只要看看钟昭华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就够了：“中国最著名的幼稚园，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园地，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中，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也日益完善并成熟起来，并在后来创办江西幼师时形成“活教育”的思想。关于“活教育”，陈鹤琴说得很明白：“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教育应该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等等。现在这些话还有人在说，但是看看现在满是灌输方式的儿童教育，就知道，陈鹤琴的话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撰文/本报记者陈远